Wen-Ning He
大唐王朝的太宗皇帝李世民不仅在中国的一些野心家眼里和读书人心中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天纵圣主和有道明君，甚至是佛教界的某些出家僧众也在这些野心家和读书人的长期忽悠下一厢情愿地认为唐太宗李世民还是一位佛教的信仰者和佛教的大护法。事实上，根据我曾经阅读过的极其有限的一点历史文献资料，可以肯定地说：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没有正确的佛法教理义学知识，他也根本没有对于佛教的个人感情和真诚信仰。
在李世民的一期生命中，有记载的他最早的一次与佛教界来往是在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李渊任郑州刺史期间为时年八岁的李世民祈祷疾病痊愈还愿之时，在大海寺造石弥勒像一尊。
「郑州刺史男李世民过染时患，比闻大海寺有双王像治病有验，故就寺礼拜，其患乃除。吾于此寺愿造石弥勒像一铺……以斯功德，卫护第子，唯愿福山冥佑，法海长资，诸佛开心，三教之中并弘。又愿观音引导，弥勒慈忧，贵昌兴于万代；家门大小永宝长春，蠢动含生咸登正觉……」---王昶：《金石萃编》卷40，大海寺唐高祖造像记，国联图书出版，页710。
但是等到李世民正式登基做了大唐王朝的第二任皇帝之后，他并没有留下任何一些有关感恩、护持和资助佛教寺院与佛教僧众的言行事例。甚至还出乎大众的意料之外，唐太宗不仅公开地称赞、弘扬和“认祖归宗”于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道教，甚至在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下诏正式确立道教的地位排列在佛教之上。
「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数。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许道勲注译、陈满铭校阅：《新译贞观政要》卷6·慎所好第21，台北：三民书局，1995年，页363。
仅仅是把道教的地位抬高到佛教之上，似乎还嫌不能够充分地表达出自己身为“李氏家族后裔”的巨大责任、神圣使命和非凡荣耀，于是又在同年再次颁布诏书：
「况朕之本系出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解张阐兹玄化。自今以后齐供行立至于讲论。道士女官。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系之化。畅於九有。尊祖宗之风。贻诸万叶。」---释彦琮：《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大正藏》第50册。
我看到唐太宗李世民的这一段话，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是真有一些人为了某些目的，还真敢置事实、史实和真实于不顾，还真敢从中国的历史长河里面把某位名人的尸骨给打捞出来，然后带领全家老小一起对着白骨下跪磕头和当众认祖归宗。这种心理素质，可不是一般的芸芸众生能够具备的，难怪李世民能成为大唐王朝的明君圣主皇帝。
但是印度佛教已经在中国流传648年了（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已经拥有了相当多的出家僧尼和在家弟子，同时中国传统道教的教理和法义也确实是太过于“人间生活翻版化”和“世俗享乐精致化”了，因此经常有一些大唐王朝的官员们在朋友聚会高谈阔论酒足饭饱之后和倡伎歌舞声色犬马按摩洗脚之时对于道教“时有妄议”。明君圣主唐太宗及时察觉到这一“乱象”，为了迅速地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和坚决维护李家祖宗的最高智慧与无上声誉，李世民决定用牛刀杀一只鸡给群猴们看看。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亲手写下一道诏书严厉斥责萧瑀：
「朕以无明於元首，期托德於股肱，思欲去伪归真，除澆反朴。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於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穷心於释氏，简文锐意於法门，倾帑藏以给僧祇，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余息於熊蹯，引残魂於雀谷。子孙覆亡而不瑕，社稷俄顷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缪也！」---（后晋）刘煦：《旧唐书》卷63·例传第13·萧瑀传，页2403。
要知道，唐太宗李世民从正式登基做皇帝，到驾崩命终下地狱，总共当皇帝的时间也不过二十二年（也有说23年），历史上所谓的“贞观之治”从公元627年开始到公元649年就结束了。但是这个家伙在临死前的两年（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还是抱着他那颗花岗岩脑袋坚定地认为自己「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不仅如此顽固不化，这个家伙甚至还认为佛教宣扬的「报施之征，何其缪也！」
在这个家伙的内心里面，哪有一丝一毫的对于佛教的个人感情、真诚信仰和正确的教理与法义常识呀！
想当年，他的老子也是这样误解佛教和鄙视佛教。唐高祖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老教、孔教此土元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大正藏·第52册·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
再往后，他的儿子还是这样误解佛教和压抑佛教。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大唐皇后武则天在进呈给高宗皇帝的《建言十二事》里面正式提出：「伏以圣绪，出自玄元，五千之文，实为圣教。望请王公以下，内外百官，皆习老子《道德经》，其明经咸令习读，一准《孝经》、《论语》，所司临时策试。」---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2·高宗上元元年，荣文出版社，1979年，页6374。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正式下令：「加试贡士《老子》策，明经二条，进士三条。」---欧阳修、宋祈：《新唐书》卷44·志34·选举志上，鼎文书局，1979年，页1163。
凤仪三年（公元678年）再次下令：「自今以后，《道德经》併为上经，贡举人皆须兼通。」---（后晋）刘煦：《旧唐书》卷24·志4·礼仪志，页918。
凤仪三年（公元678年）降旨：「敕道士隶宗正寺班在诸王之次。」---《大正藏·第49册·佛祖统纪卷第三十九》
唐朝的“宗正寺”是掌管「天子亲族属籍」的重要机构，而“鸿臚寺”则是负责掌管「宾客及凶仪之事」的机构，同时还负责统领「天下僧尼道士、道士、女官，皆隶鸿臚寺。」---欧阳修、宋祈：《新唐书》卷48·志38·百官3，鼎文书局，1979年，页1250～1257。
直到大周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武则天正式登基称帝之后，才彻底改变前朝“道教第一、儒教第二、佛教最后”的规制，正式颁布圣旨昭告天下：「自今以后，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杨家骆主编：《唐大诏令集》卷113，台北：鼎文出版社，1978年，页587。
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女皇下令：「罢举人习《老子》，更习太后所造《臣轨》。」---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5·则天后长寿二年，荣文出版社，1979年，页64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