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n-Ning He
一
源法师一大清早就转来三篇当代禅宗憨豆、所谓的“虚云老和尚关门弟子”的那位火烧云禅师的法语开示，并且让我评论一下火烧云禅师的佛法见地和禅功境界。
按照“一二三、三二一”的取舍标准，我打开源法师发来的第一篇火烧云禅师的法语开示，快速阅读之后，感觉这位火烧云禅师除了讲述虚云老和尚时代的那些真真假假的禅林人物和丛林故事之外，其实真正适合他晚年生活的职业应当是做一位民间的曲艺爱好者，例如可以为大家讲古、说评书、敲快板、唱大鼓等等。于是我直接回复了源法师一首《行宫》：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可是喜欢古琴抚摸的源法师并不爱好读诗，还是坚持让我“简单评论一下”火烧云禅师的佛法见地和禅功境界。我想再次拒绝，感觉又有些对不起源法师从大西北为我邮寄两箱新疆干果的情谊，于是我就信口开河说道：
如果以早期佛法教理观察，这位火烧云禅师的戒禁取见结缚都没有破除。也就是说，禅师目前的闻思修证程度，不仅没有达到初果须陀洹的成就，甚至连“预流向、初果向”行者就已经警觉和发现的戒禁取见结缚都还没有意识到。
如果用学术研究成果衡量，这位火烧云禅师的佛法知见，充其量也就是普普通通的民间江湖类宗教人物的劝善水平。甚至从创新能力方面来说，还远远不如东北民间的两位大善人王凤仪、刘有生等人，至少他们二人还能提出一套性理疗病的理论与方法。
如果从汉传佛教丛林制度刻意培养和驯化出来的“人才”标准进行反思，这位火烧云禅师的出家修行、回家成家、退休之后再以禅宗憨豆的身份出家弘法和传授宗法，其实也没有任何可以指责和批评的地方，因为中国禅宗本来就已经公开声明自己是“教外别传”。
既然是“教外别传”，因此就不能再用印度佛法的经典教理和戒律传承来要求或规范任何一位中国禅宗人物的言行。
源法师立即反问说：“那要用什么标准来作评判？”
我说：“顾名思义，既然这位当代的禅宗憨豆自己宣称弘扬的是虚云老和尚教授的所谓「喂羊」法门，你就想想在日常生活之中怎样把绵羊和山羊喂饱和喂好就行了。先搭建好羊圈，再准备好青草、干草和饮水，手里拿根鞭子，嘴里经常吆喝，再养几条好狗能够看管好羊群，「喂羊」就可以开始了。只要狗儿忠诚听话、绵羊山羊吃得饱、喝得好、既长肉、又长毛、厂家品牌信誉高、市场经济销路好，就是「喂羊」喂得好。”
源法师说：“尽管我早就知道你的佛法知见，可是你这样调侃中国禅宗的沩仰宗法脉传承，我还是不敢苟同。”
我说：“从来就没希望你苟同，要知道我过去对于中国禅宗也是怀有「宁舍身命」的宗教感情。只是在明白丛林制度和禅宗思想的真正来源之后，心中的宗教感情自然就变成了观看小品和聆听相声。因为很多事实就摆在眼前，寺院里面每天早晚都在大雄宝殿准时上演的皇宫上朝闹剧、出家僧众模仿文武官员对面排班站立、住持和尚模仿古代皇帝拈香礼拜表演的场景，早就让我既能理解历代禅师的「喂羊」传承法脉内容，又能同情绵羊山羊的整个驯化过程，并且清楚能让狗儿忠诚听话看管好羊群的那些肉骨头的供货源头。”
源法师哈哈大笑说：“其实我也被那些看家狗吼过几次，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成功地驯化我。”
二
通常来说，唐朝时期的汉传佛教寺院里面，正式出现了直接模仿帝王宫庭生活方式的丛林清规管理制度，元朝时期的全真教道士们又直接模仿汉传佛教的丛林制度形成了全真教的道观清规内容。
无论是汉传佛教寺院里面的丛林清规，还是全真教道观里面的玄门清规，其实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文化传统之中出现与形成的，因此都是有利有弊、有时代的积极作用、也有历史的消极影响。
以汉传佛教寺院里面的丛林清规为例，如果从积极方面来说，首先是继承和保存了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文化里面的“明君圣主”理想，其具体表现就是事先认为或者衷心期望一所寺院里面的住持方丈的佛法造诣、道德修养、社会应酬和管理能力都是全体僧众之中的最优秀的那位。
其次是赋予了这位理想中的“明君圣主”住持方丈最大的行使自己意愿的几乎不受任何约束和制衡的权力。
最后才是希望能在这位住持方丈带领下的佛教寺院僧团里面，不仅能够领众修行“传道、授业、解惑”，并且还能够提供和维持一个有利于大家闻思修证的安定的日常生活环境。
因此对于中国佛教历史上的最初制订寺院里面的丛林制度的祖师和禅师们的真正心愿和最终用意，我是给予尊重和理解的，但是却又无法回避他们的时代限制、眼界狭隘、知识简单和设计缺陷。
因为几乎任何一位现代人都能意识到，把领导一所佛教寺院全体僧众闻思修证的权力和希望全部寄托到某一位“明君圣主”般的住持方丈身上，不是说从来没有过先例和可能，但是从历史常识来说，毕竟还是风险过于庞大和希望实在渺茫。
以中国历史为例，不可否认确实出现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和“康乾盛世”这些相对美好的时代，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唐玄宗、康熙、乾隆也可以说是不怎么残忍无情的好皇帝。但是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不仅类似这样的“明君圣主”皇帝永远都是相对来说犹如“国宝”大熊猫一样稀少和罕见，甚至是即使大家都知道龙椅上面坐着的是商纣王或崇桢帝，其实也没有办法和平地请他下台从事真正适合他的工作，因为这是“明君圣主”制度设计里面的先天不足之处。纵然是墨子也提不出什么有效办法，因为他能想到的也只是借助鬼神的无处不在从而让人间的帝王自觉和自律。如果一旦这位帝王不再相信鬼神的存在，那么为所欲为自然就会成为自己的一种选择。
其次是在成为“明君圣主”的过程之中，必然会由于自己的至高权力、兴趣爱好和思想观念“自然感招”过来一群“人以类聚”的文武官员。例如唐太宗会遇到魏征、秦琼、徐茂功等人，直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贞观之治，宋徽宗也会遇到童贯、杨戬和蔡京等人，最终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的靖康之耻。
这些现象也是同样地表现在佛教寺院里面，具体来说就是：一位真正有信仰、有修行的住持方丈不仅能够感招到很多修行人来到自己身边“大众熏修希胜进”，甚至能够形成闻思修证的佛教僧团和持续发出教化人间的影响力量。但是一位没有信仰和没有修行的住持方丈，也会感招来很多江湖人士围绕在自己身边整天出谋划策和想方设法地哗众取宠和举办活动。
能够意识到中国古代的“明君圣主”设计制度的这些几乎是无法解决的缺陷，自然就能看到汉传佛教寺院里面的丛林制度的缺陷，因为这两种制度只是运行的环境有所不同，但是设计理念却是同根同源的一脉相承。
可以说，中国古代宫庭管理制度里面的所有的优点和缺陷，都可以在奉行丛林清规制度的汉传佛教寺院里面感受到。
而所有的以丛林清规作为日常运作规范的名山古刹佛教寺院里面，其实都是一个个中国历史上面的小王国和小朝庭。
住持方丈就是皇帝，无非是唐太宗和宋徽宗的区别。
执事僧官就是大臣，无非是魏征、秦琼和童贯、蔡京的不同。
普通僧众就是草民，无非是生活在明君圣主治下或陷身在昏君暴政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