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n-Ning He
陕西汉子李幺傻是我内心里面非常敬佩和尊重的一位有良知、有智慧、有勇气、有才华和有正义感的社会新闻调查记者，他十余年来屡次冒着被威胁、被殴打、被追杀和被灭口的生命危险乔装打扮调查暗访了多个城市里面的医托、酒托、野味餐饮酒店、丐帮乞讨组织、传销诈骗团伙、黑心敛财医院、人口贩卖产业、珍稀动物盗猎、运输和销售等各种各样的江湖人渣聚集的隐蔽和凶残的犯罪团伙，从而连续曝光了许多起残忍地让人难以相信、但是却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某个角落里面一直都存在着的血腥事实和滔天罪恶。例如已经被公安部门严厉取缔的“黑砖窑奴工”、人贩子团伙对于偷盗、诱骗和抢夺过来的少年儿童实施的“采生折割”等等。
我喜欢系统地阅读一个人的全部著作和文章，但是我并不盲目认同和迷信崇拜这个人的所有观点或结论，因为我知道每个人的知识结构不同、生活经历不同、观察角度不同、术业各有专攻、对于某个特定行业的了解程度也是多有不同。例如2019年11月19日，李幺傻在《跟着人贩子走遍全国12个省市》这篇文章里面写道：「是闽南人发现寺庙可以赚钱，是闽南人将寺庙变成了产业化，是闽南人大举北上修建寺庙，是闽南人把几乎全国所有寺庙带入了商业圈。」
作为一位有着长期暗访调查经历的优秀记者，李幺傻通过自己敏锐的目光看到了“闽南人发现寺庙可以赚钱、将寺庙变成了产业化、带入了商业圈”这一系列社会生活里面真实发生着和存在着的事实真相。这对于一位从来没有在国内外的任何一座佛教寺院里面长期或短期生活过的社会人士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个人发现，同时也是让许多虔诚的佛教徒难以相信、难以接受和难以想像的社会调查发现。但是，李幺傻把寺庙商业圈和寺庙产业化的“始作俑者”全部推到闽南人身上，却是并不完全正确。因为闽南人并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和能量独立完成这些伟大的佛教工程项目，他们充其量也就是运用自己的个人小聪明、家族老传统和集体大力量顺利地成为推动“寺庙产业化”的重要推手之一和成为“把寺庙带入商业圈”的主要“带路党”之一。否则，只是简单直接地把寺庙商业圈和寺庙产业化的“丰功伟绩”都推到闽南人的名下，这也未免有些太轻视了来自其他省市县乡村的那些“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带领家乡亲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穿着佛教衣服的“出家僧众”。
分析如下：
一、佛教僧团开始腐化，最早起源于古代印度
至少在印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位君主阿育王执政时期，就已经有很多人冒充佛教出家人生活在佛教寺院里面“伪作沙门”混吃混喝和收取供养了。这种延续多年的佛教僧团内部的腐败混乱现象，甚至直接引发了印度佛教历史上的第三次结集。
「阿育王认可佛教教团是法的实践者，因而援助了教团，但是教团在经济上变得富足，另一方面也招致教团的堕落……由于阿育王支援佛教教团，教团在经济上变得富足，因此“奢望舒适生活而出家者”（贼住比丘）变多了，而坏乱了僧伽的戒律和修行。……为了纠正这个僧伽的乱象，目犍连子帝须得到阿育王的支援，整顿了僧伽……在此之后目犍连子帝须更选了一千位阿罗汉举行“法之结集”，以九个月纂修完成，这即是第三结集。」---（日）平川彰 著、莊昆木 譯：《印度佛教史》，臺北：商周出版社，2002 年，第103～109页。
二、出家成为谋生方式，长期流行于古代中国
根据文献资料记载，至少在李唐王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地方农民为了躲避来自官府的各种各样的赋税和徭役，于是相继结伴来到佛教寺院里面以“出家当和尚”的方式生活和养家。李唐王朝之后的宋、元、明、清、民国时期，社会上的这种“出家当和尚”的工作职业和谋生方式从来没有中断过。
举例来说，民国时期在汉传佛教界呼吁推动教理、教制和教产所谓的三大改革运动的著名僧众领袖太虚大师（公元1890～1947年）回忆起自己剃度出家的小九华寺里面的佛教出家僧众的日常生活状态时，曾经无比痛心地说到：「小九华寺亦系十方丛林，当时由散兵游勇出家的莽流僧，往來于宁波、绍兴、杭州、嘉兴、及小九华寺的甚多。看到他们与寺外的无賴们联成一气，酗酒、聚赌、犯奸、打架等等，向来所不曾见过的社会恶劣方面。」---太虚大师全书编委会编：《太虚大师全集》第29册，第179～180页，台北：善导寺佛经流通处，1980年出版。
当代义学高僧印顺法师，直到晚年时候对于汉传佛教界出家僧众的普遍衰败现象，仍然是深有感慨：「近代之僧流猥杂，非一朝一夕之故。唐、宋禅兴而义学衰，元代蕃僧至而僧格堕；明、清以来，政治压迫，久已奄奄无生气。」---释印顺：《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第十卷·平凡的一生》，第12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此不能把寺庙产业化的出现和佛教商业圈的形成，单独地看作是佛教界的某个家族背景掌控下的公司工厂或宗教界的某个帮派势力操控下的连锁垄断经营。因为这里面已经涉及到佛教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背景、社会风俗、地方经济、就业发展、个人前途、江湖规则和人心欲望等等很多因素。
三、寺院被家族帮派掌控，商业圈和产业化正式形成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国家和政府开始恢复宗教政策之前，佛教界的出家人数量并不多，寺院经济也比较贫困，绝大多数佛教寺院里面的出家僧众的日常生活条件都是清淡艰苦，因此无论是外面环境还是内部经济，都没有出现和形成所谓的佛教商业圈和寺院产业化。直到改革开放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渐增长和生活水平的相对富裕，寺院里面的香火兴旺了，寺院经济收入增长了，佛教出家僧众的数量才开始多了起来。
这个时期的出家僧众来源，有一部分是当年特定时期还俗结婚成家和生儿育女之后看到社会走向开放了，又换上衣服来到寺院里面发展的；有一部分是“气功热”期间练习气功有了感觉和信心之后，决定出家修行的；有一部分是真正想来到佛门里面专心闻思修证佛法的；也有一部分是自己的儿女婚嫁大事完成之后来到寺院里面生活和养老的；当然还有一大部分是来自那些有着出家传统风俗的著名的省市县乡村的家族和尚、帮派和尚、职业和尚。例如：福建省的福鼎、福安、莆田，江苏省的南通、如皋、东台、海门，这些地方都是佛教界内部著名的家族和尚、帮派和尚、职业和尚的批量产地。
在这些地方，经常都是祖孙几代人相继出家、全家几口人集体出家和亲戚朋友乡邻一帮人结伴出家，而且出家目的简单、清晰、直接、坚定：以佛教界正式的职业和尚身份（古代有度牒和戒牒，现代有身份证、戒牒和教职人员资格证）接寺院、做佛事、办活动赚钱养家。因此严格来说，佛教界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家族和尚、帮派和尚、职业和尚的共同努力、用心经营和推波助澜之下，才出现和形成所谓的佛教商业圈和寺院产业化。
举例来说，某个来自福建某市的职业和尚家族，在某个著名佛教寺院里面的任职情况是：哥哥是住持方丈、弟弟是首座法师、舅舅是班首堂主、侄子是财务总监、母亲和两个妹妹也都是出家女众。
再举例来说，某个来自江苏某县的和尚家族，掌握着江南某寺的两座著名佛教寺院。由于这两座寺院的住持方丈是同一个人，于是他不仅把自己的兄弟姐妹、侄子外甥都安排在寺院里面担任要职，甚至后勤清洁人员、厨房里面的采购和炊事人员，也都是来自家乡村庄里面的亲属朋友。
因此，不能只是简单地批评「是闽南人发现寺庙可以赚钱，是闽南人将寺庙变成了产业化，是闽南人大举北上修建寺庙，是闽南人把几乎全国所有寺庙带入了商业圈。」要知道，闽南只是佛教界内部的一处著名的家族和尚、帮派和尚、职业和尚的批量出产地，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却并不是只有闽南是家族和尚、帮派和尚、职业和尚的批量出产地，而是每个省都有，只是数量多少之区别。而且所有的那些佛教界内部著名的家族和尚、帮派和尚、职业和尚都发现了掌握寺庙就可以赚钱，也都早已悄悄地把寺庙变成了自己家庭或家族的公司、工厂和连锁店。
四、职业和尚聪明机灵、交际活跃、语言幽默
很多没有在佛教寺院里面长期生活过的人们可能会认为，对佛教伤害最大的就是这些把出家当成赚钱职业、把寺院当成工作场所的家族和尚、帮派和尚、职业和尚，因为他们出家之后根本没有兴趣学习佛教语言文字、闻思三藏教理法义和专心专注修禅习定，因为他们平日里最热衷的事情就是水陆法会、焰口超度、梵呗演出、朝山拜山、慈善放生等各种各样的所谓佛事活动，因此他们对佛教的危害，也要远远超过那些在城市街道上面和乡村小巷里面化缘、算命、卖几张开过光的佛像或护身符的以零售方式从事“小本生意”的男女出家僧众。
实际上，绝大多数的佛教界职业和尚们都是心地善良的来自社会上的生活在最底层的普通人，他们身上存在着优点、缺点和习气，也有着聪明、狡猾和诡计，但是还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坏人。他们很多人之所以会选择出家当和尚的谋生方式，其实也并不是因为个人懒惰，而是暂时还没有发现比当和尚这种职业更好一点的或者更轻松一些的赚钱职业和谋生方式。至于出家之后在寺院里面迅速地拉帮结派形成一股或多股势力，其实也是因为自己能够明显地感受到个人力量的弱小和无助，这和社会上的某些人喜欢“拜把子、结义兄弟”是类似的道理。说白了就是因为没有特立独行的资本和来去自由的能力，于是只好采取抱团取暖的方式赚钱谋生、控制资源、经营发展和打击异己。
我曾经在包括闽南地区在内的多个省市里面的多处佛教寺院生活过，从个人经验来说，即使是生活在同一处佛教寺院里面的职业和尚眼中的“非我族类”的那些“非亲属、非家人、非老乡、非徒弟徒孙”的普通出家人，只要你自己能够严格做到老实听话和安分守己（守范围、听招呼）、不乱说话讲话和绝对服从领导命令、并且不企图介入寺庙里面的管理权力和要求公平享有各种资源利益（利和同均），那么很多职业和尚们不仅不会为难你，甚至有时候还会非常亲切地问候你和关心你。当然如果一旦认为你有些不听话或不懂规矩，那么职业和尚的帮派势力组织也会迅速地安排合适人选对你精心设套、主动挑衅或者直接执行家法暴力。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职业和尚们并不一定就是佛教界的坏人和恶人，他们只是把佛教寺院当成一种工作场所、把出家生活当成一种谋生职业、平日里非常重视财富、地位、权利和各种享受待遇的拥有与持续、但是却很少关心或者根本不会去真正关心佛教前途和未来的一群民间表演艺术家、佛教职业工作者和聪明精致利己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