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n-Ning He
作者注：本文首发《徐州佛教》2009年第4期，第8～11页。偶忆寻法求学岁月，竟在匆匆不觉之中，已过去十有一年。重检拙文旧作，删减再发留念。
轮回中没有年青人
明 慧
一、缘起故人晤谈中
2009年暑假，我回到魂牵梦萦的家乡拜见剃度恩师和看望父母，随后遵师命在俗家多住几天陪伴己届古稀之年的双亲。由于家中没有互联网线，我只能每次间隔二天到鎮上的网吧去阅读和回复国内海外同学友人的来信与问候。
就在这段平静和短暂的时间里，一位昔日中学教师随口而出地询问，让我内心倍感震惊之余，更促使我从自己能力所及的各个方面就此质问深入思考了很长时间。因为她不仅是我少年时期的中学老师，现在依然从事着教书育人的神圣工作，这次对我的当面直接询问，也足以证明她永远是我生命中的善知识，至今仍没忘记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启发自己的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和引导其反省成长！
记得当日从网吧走出来时，已经接近午餐时间，推着自行车穿过鎮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学时的同窗好友看到了我，兴奋之余立即大声呼喊我的名字。他一直在家乡经营着自己的餐馆，我不想进入这种充斥荤腥烟酒气味与划拳行令噪音污染的场所，就坚持站在街道边与其言谈叙旧。没有几分钟，这位已过不惑之年的老师来到同学处取东西，突然看到了自从走进佛门之后已经十多年没有见过面的昔日学生，眼睛里闪过一阵惊讶之后，直接询问我：“你现在做什么事情呢？”当听到回答“我还在读书”时，她立即条件反射一般说出：“你多大了，还读书！”
我不想用理论和事实反驳老师已经根深蒂固的狭隘惯性思维，赶快微笑着岔开话题，寒喧一会之后，就以回家吃午饭为借口结束了这次看似极为平常地偶然相遇和随意交谈。
二、世事因缘本不同
暑假结束回到学校之后，我时常想起这次偶然相逢时所留存在心灵深处的质问：“你多大了，还读书！”
我出生于1975年，至今不过三十四岁而已，正是开始进入或者准备进入佛学、哲学、宗教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专业领域展开独立研究的年龄段。今天分布在世界上的百多所一流大学中，例如斯坦福大学、伦敦大学宗教学系里就读硕士和博士的人群大多都在三十岁左右，为什么国内的中学老师却认为这个年龄早已不应该再读书了呢？
回忆在国内读书期间，不论是本科段学生还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大家的年龄都没有太大差距，很少看到三十多岁以上的人们放下社会工作重新回到学校里面选择全日制方式读书思考做研究。在国外读书一段时间后，让我感到新鲜和与国内不同的诸多现象里，其中之一就是同学校友们年龄上的巨大差距，让我常常在惭愧之余反复思考和试图寻找出现象背后其文化传统里面人生观点之中的各种不同。
与国内现象相似，海外本科生的年龄在二十岁左右者，是无可争议地绝大多数。但是在研究生群体中，三十岁上下的青年人是不容置疑的主流，这种现象在佛学、哲学、宗教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人文社科领域里面极为普遍。造成这种现象的第一个原因是这些专业领域对研究生的语文功底要求，相较其它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专业明显过高。
语者，语言，是指学生的口语能力，应当能够以这种语言听课、提问、交流、讨论甚至辩论。文者，文字，是指学生的各种书面表达，应当以学术界正规文体和共同遵循的标准规范进行撰写，在表达上必须清楚准确和流畅完整。因为人类社会之中至少90％以上的知识，从来就不会出现在所谓的畅销书籍作品里面。普通大众的生活态度、人生观与世界观，绝大多数都是随波逐流和被各种所谓的流行文化所影响。只有学术类著作文章，才能解答人生面对的诸多细致严谨问题，并且为人类保存和传承真正的智慧、知识、经验和教训。因此学术性论文不能写成抒情、记叙、议论等文体，也不允许写成诗歌、散文或小说。若能以这样的认识标准来重新审视国内佛学院校已经公开发表的各种论文，应当承认只有少量作品符合学术要求。
历史学者江灿腾先生说：「传统中国的学术著作或佛学文章，一般而言，很少详细地注明资料出处，往往稀稀松松地一笔带过去。由于近代学术研究的方法学是源自西洋的治学方法，特别是取法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故严格要求必须交代资料的出处，以便覆按查证是否正确？否则任其再精密的推论，也是不被承认的。这样的要求，并不是形式化的教条，而是著重在知识的建立过程，有一定的轨迹可循，使人类的研究经验和成果，可以让全社会普遍共享，只要他想了解的话。」---注1
据说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也曾经主张：「文科的训练，一开始就是语言的训练。」现以佛学专业的语文要求为例，英、日、梵、巴、藏五种语文是国际佛学界公认的进行佛学研究的基本工具。海外掌握五种、六种、八种，甚至掌握十种语文的佛学研究人士，虽非多如繁星，但是仍然可见。例如耶鲁大学的博士候选人就被要求至少五种语文能力。毕业于波士顿大学宗教学专业，现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姚治华教授在课堂上也说过：「研究佛学至少要掌握八种外语。」因为做学术研究需要敏锐的眼光，没有语文工具就无法在全球范围内阅读相关文献著作和学习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甚至可能连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收集相关资料都无力做到。
我个人认为第二个原因是：这些专业其实并不适合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在刚刚完成本科段的基础通识课程学习后，就直接进入研究生阶段进行独立研究。因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其知识范围、社会阅历、人生经验和生命感悟等方面往往非常肤浅和狭隘，即使进入这些人文社科专业领域从事研究，可能不仅会感到力不从心，疲惫劳累，同时也很难取得开创性或者突破性成就。尤其是哲学、宗教学、佛学等专业，与其说是通过就读硕士博士课程希冀取得相应学历学位，不如说是在通过一种特殊途径来寻找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
这种追求，不仅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里面（Maslow's need
hierarchy theory）被其归入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需要（self-actualization
need），即使放在人类的所有追求目标范围里面也是属于一个比较高层次的灵性需要。是以开展这种追求的人们，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智慧，并且还要有一定数量地研读思考前人的经验总结作为基础，与此同时又不能沉迷于世俗生活享乐和财色名利的追求之中。因为这样的生命状态和生活惯性不仅常常会淡化自己追求精神上超越和心灵上净化的动力，更会让绝大多数人的心灵空间于不知不觉之中充塞和填满了各种庸俗欲望，从而在日常生活中于言行举止间表现出内心的烦燥不安和心灵的虚伪肤浅。
但是如果在本科毕业之后直接参加工作，并且在社会中沉浮辗转和学习思考多年之后再选择这些领域进行研究，我相信多数人都会做出优秀的研究成果。因为三十岁左右的人们，无论在知识结构的质和量方面，还是在精神思想的深广和敏锐方面，都已经面临或者进入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面的开创性和划时代成就，大多都是由三十岁以后的人们做出来的，这与自然科学领域里面的各种发明创造具有明显地不同。
三、他山之石可攻玉
在民国二十年代，中国的佛学研究曾经相当辉煌，不少佛学研究者如吕澄先生和汤用彤先生等人，都能运用梵、巴、藏、英、日文献资料进行汉语系佛学整理校勘研究。只是后来因为许多人为因素，才导致佛学研究水平一直呈现出不断地衰退。
陈兵和邓子美两位教授曾对国内半个世纪以来的佛学研究的落后现象进行反思：「清初以后，随佛教之衰落，义学不振，佛教学术研究凋零不堪，二百余年间几无重大成就可言。1957年以后，随“左”倾路线不断升级，佛教影响逐渐缩小，教界、学界的佛学研究皆呈日渐萎缩之势。1967至1974年间，整个中国大陆仅于1974年发表佛学论文1篇。」---注2
「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50－80年代，中国大陆学者的佛教学术研究，基本上都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哲学、史学方法，代表人物有范文澜、候外庐、任继愈等。范、候二氏虽非专究佛学，但在他们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国思想通史》中，皆有专章论述佛教。他们基本都从“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之论断出发，认为佛教是起反动作用的东西，在哲学上属唯心主义，应予彻底批判，重在用阶级分析法，揭露佛教思想的经济基础及其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本质。其中，以范文澜态度最为激烈，其《唐代佛教》指责“佛教在唐代是社会的大祸害，实行阶级欺骗以达到阶级压迫、剥削的真目的。”」---注3
我今天阅读范文澜关于佛教在唐代的文字，依然能够感受到他对佛教认识的肤浅无知和信口开河般地对佛教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影响作出的否定。为这位紧跟风向而放弃学术良知的所谓著名历史学家感到悲哀之余，更为受他著作影响下的后代佛学研究者感到忧虑！因为受此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的束缚，佛学研究界的一些知名人士不但没有开放其心胸和打开其眼界尝试采用多元化多角度的思想观念从事佛学研究，甚至到今天为止仍然在其公开出版的著作中使用当初赖以成名的“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僵化思维进行研究。
例如江灿腾先生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资深研究员郭朋先生的著作《明清佛教》时说：「笔者认为：郭氏与现代学术过于脱节了。」因为「晚明的佛教是充满了这样的复杂性，可是郭朋除上述圆悟与法藏之争的部分，有一些传统评论外，事实上未能旁及其它。因此，郭氏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了。」---注4～5
又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方立天先生在其2007年出版的新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之中将一个于秦始皇时期（公元前221年）距今2230年之前就已经废弃掉的分封土地、建立国家的封建社会和封建制度，反复数十次地说成是在中国历史上经过唐、宋、元、明、清近二千年传承而不变的社会制度！---注6
这位方立天教授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关于中国古代何时进入封建社会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分期的问题，即使是在国内史学界现有的四种观点里面，无论是范文澜的“西周封建说”和郭沫若的“春秋战国封建说”，还是翦伯赞的“秦汉封建说”与尚銊的“魏晋封建说”，从来也没有将唐、宋、元、明、清都归类于封建社会和封建制度之列！并非历史学专业出身的笔者，目前除了知道依据老马的思想观点能够这样划分中国古代社会，一时还真想象不出方立天教授到底是根据什么最新理论或者权威著作得出此一结论。
当来自香港的朱雪芳老师为我们分发的讲义中引用了北京某大学一位著名教授和佛学研究名家著作中的一些章节时，让我记忆最深的是这样一句话：「在佛陀时代，印度分裂成五百多个国家。」阅读之后感到惊讶之余，我立即就此询问坐在前排的一位来自印度拉达克地区拥有印度语言文学硕士学位的同学，得到的回答却是：“佛陀在世时，印度最多不超过三十个国家！”
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佛学领域里面主要由这些教授和专家来从事专业学术研究，甚至主要由他们来指导和培养宗教学或佛学专业研究生时，其论文著作与相对来说的开放领域里面的佛学研究成果相比，呈现出来的差距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双方运用着不同的方法观念和资料文献。
1981年霍韬晦先生就曾有感于此说：「时至今日，佛教已经疲敝，除了维持着一个宗教体制之外，它的思想发不出力量；它的语言与现代的中国心灵不能相通。这些都是佛教存亡的大问题，可惜的是，现在的佛教中人很少能觉察到。在现阶段来说，中国的佛学研究却是十分封闭和十分落后的。」---注7
与此同时他又指出：「在西方，佛学研究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他们没有我们的那一种存在的负担，一开始就是纯知识的研究。西方人的文化传统是尊重知识，尊重理性，所以各种知识领域都能够平头排开，各自发展，对于古代文献，亦有一套处理方法。把这套方法同样施之于佛教，结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专家如E. Burnouf, Rhys. Davidses, Max Muller等，都是精通梵、藏、巴文以至多种古代印欧语言的学者。这种方法的好处，是直接阅读原典，不受媒介物左右，进一步比较各种原抄本，把知识建立在稳固的语言学基础上，颇有点像我国乾、熹学者所主张的“训詁明则义理明”的意见。流风所及，东邻日本学者亦采取了这种研究方法，并以之反省批判他们所长期接受的译注经典，数十年来，亦人才辈出，出版物不计其数。」---注8
今天国内的各所专业佛教院校，若从办学初衷、师资结构、课程设置和教学效果等方面来观察，仍然是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我个人认为最明显的几点是：
1．法师多为本校上一届或前几届毕业生直接留校任教，或者是刚从其它佛教学院毕业，许多人其实没有任何教学经验和学术研究成果。
2．外聘社会课程教师多为兼职或是已经退休的教师，其中许多人的知识结构形成于文革前后时期，教学方式也大多都是照本宣科和满堂灌输，极少能够给予学生个性化指导和启发式训练。
3．佛学课程设置局限在中国传统佛教“八宗”范围之内，很少涉及南传巴利语系、藏语系佛教和欧美日本等海外佛学研究成就。而日本的佛学研究早在明治时期就已经正式进入现代化，他们的研究人员不仅可以参照梵、巴、藏、汉、英等语文，更综合了中国和欧洲的历史文献学等研究方法，从而做出了许多原创性优秀成果。
4．语文课程使用社会上流行教材，既没有佛教英语教材，也没有佛教经典语文梵语和巴利语课程。这样直接导致的一个短期结果就是纵然完成了本科四年或研究生三年的全日制学业之后，学生的语文能力仍然不能直接阅读佛教原典文献。
值得欣慰地是，今天的中国佛教界中已经有相当多的有识之士看到了不同环境里面的佛学研究的优势和不足，从而以各种方式奋起直追：或鼓励资助弟子和学生留学深造，或邀请著名法师和教授给予指导，或组织人才翻译优秀论文著作等等。例如我熟识的一些同学校友中，玉芳小姐从南大英语本科毕业之后在某国驻穗总领事馆工作五年和某外贸公司工作十二年。2008年在其四十多岁生日之后，辞职攻读佛学硕士。行愿法师在闽南佛学院本科毕业之后，前往澳洲弘法十年。2009年放下在悉尼的澳洲法界佛学会的全部事务，还以四十三岁的求知心态继续攻读中文班佛学硕士。
西方同学中，来自英国的安东尼、来自俄罗斯的诺伊凡沙、来自瑞士的乌雅和来自加拿大的朱丽，也全部都是四十岁左右的成年人。大家一起上课，交谈，讨论，也没有谁感觉到哪里不正常。大家一起通过英语学习梵语、巴利语等佛教经典语文，也没有谁感觉到特别伟大神圣或者复杂艰难。因为今天世界上从事佛学研究的绝大多数学者都是这样训练出来的，都是从学习各种佛教经典语文入手，到能够独立阅读原典文献著作，然后收集、分析、比较各种资料，以争取做出原创性成果。
四、轮回众生无年青
如果是来自一位普通民工的询问：“你多大了，还读书！”我不会感到太大惊讶，因为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去仔细思考人生。但是一位至今仍然还在教书育人的中学教师发出此类质问，就使我无法回避追寻此类问题的产生背景。
记得小时读书，经常听到周围成年人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当时信以为真，现在思考其实不然。人生最重要的学习科目首先应当是品德和智慧，即宗教与哲学，数理化在任何时代都必须排在品德与智慧的后面。否则，一些科学家因为没有坚实的人文情怀，往往在其专心科研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间危害了全人类。但是因为急功近利观念和现实利益的引诱，许多人只看到了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各种方便舒适、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专业走入社会之后给自己带来的财富收入和社会地位。与此同时，对个人的品德智慧、生命心灵，乃至宗教哲学的关注就在物欲背后越来越趋浅薄的人性中逐渐淡忘了。
这位年长的老师，问出了绝大多数家乡友人习以为常的话题，因为这十多年间，或许她始终停留在故乡小镇生活的惯性常规里和忙碌在重复枯燥的教学工作中，或许她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浸润在肤浅贫乏的当代影视传媒剧情里和用心于财、色、名、食的追求向往与患得患失中，或许她的心灵早已不再思考和关注人生价值、生命意义、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和中国文化走向何方，或许她心里作主宰的观念来自风靡一时的所谓“成功学”与“权谋术”之类的印刷读物，或许她现在信奉的理想只是潇洒走一回的及时行乐和过把瘾就死的毫不在乎，或许她早已忘记了世界上的每一位个体生命的心中对幸福的理解永远存在着差异，对人生追求目标的确立也永远不会苟同，或许她早已习惯了使用大家熟悉和推崇的“社会成功人士标准”的度量衡去评论和裁判任何人的与众不同，或许她从未听过佛陀说：「心生种种法生，三界众生悉依其造业不同而受生不同、依报不同。」或许她教过的众多学生中，绝大多数人都是与她一样碌碌逐流地生活着，或许现实中的假恶丑陋和人群中的功利虚伪让她怀疑人性里面是否还存在着净化超越与境界提升的可能，尽管她早己知道有一位学生在家乡走入佛门选择以释迦牟尼佛陀的教导提升自己的人生和净化自己的心灵！
回首我的读书时期，那也是成长过程中最困惑的一段岁月，不仅常常出神于梦幻和现实之间，甚至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身体里面包裹着的是一颗彷徨无依的心灵和不愿随波逐流的萌芽觉醒。直到后来我在佛教书籍中看到佛陀告诸比丘：
「众生于无始生死，无明所盖，爱结所系，长夜轮回生死，不知苦际。」---注9
「比丘们，由于无始以来不知道四圣諦，我和你们一样流转于生死苦海中。生生世世所流下的眼泪，如果累积在一起，要比大海的水还要多；每一次死亡后所留下的尸骨，如果重叠起来将会比须弥山还要高。诸比丘，由于未理解洞察四真谛，汝我都在轮回中，在相续流转生死中，流转如此之久，游荡的如此之长。」---注10
「诸比丘，此生死轮回相续，看不到尽头。」---注11
经过反复阅读和思考之后，我才慢慢地理解佛陀讲述的人类的生命在轮回之中沉浮辗转于六道之间的事实真相。与此同时，我也逐渐清晰地意识到：只要是生活在轮回之中的人们，其实都是老年人。因为以佛法的观点来审视，可以说人类社会生活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从来就没有年青过。
在这个无始的轮回之中生活着的所有的人类里面，大家其实都是已经生生死死了无数次的老年人。
在这个无始的轮回之中，从来就没有年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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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江灿腾：《人间净土的追寻》，台北：稻香出版社，1989年11月, 第265页。
2．陈兵 、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11月，第440页。
3．同上， 第463～464页。
4．江灿腾，《人间净土的追寻》，台北：稻香出版社，1989年11月，第258页。
5．同上，第260页。
6．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吉林：长春出版社，2007年1月。
7．D.J.Kalupahana 著，霍韬晦，陈铫鸿 合译，《佛教哲学－一个历史的分析》，香港：法住出版社，1999年7月, 第6页。
8．同上，第６页。
9.《杂阿含》第267经。
10.《相应部》第五卷，第4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