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曾经以为在现代教育中已经读到研究生阶段的读书人，是最有可能走出迷信的人群，因为他们接受过多年的思维训练，知道观察社会现象，懂得查找文献资料，能够综合分析、独立判断和作出结论。
随着自己参加的公事活动和私下交流不断增多，我慢慢意识到不具备基本的理性思维的人，其实在社会上的各个领域里面都可以遇到。佛教界四众弟子里面有，已经读到名校博士研究生的人群里面有，在专业的社会科学院里从事着学术研究的人群里面也有。甚至他们还经常是自我感觉良好、厌恶聆听和拒绝反思所有的自已不知道或不愿知道的事实。
试举两例如下：
1．某名校女博士，陪其男友来杭州游玩时约我品茗西子湖畔。谈话中对其外籍师兄的好学精神赞不绝口，并回忆这位师兄每天向她学习中文会话，她也愿意每天免费教授这位师兄简单的中文口语。
等她热情洋溢地说完，我接着说：“中国人到绝大多数国家留学，都要通过至少相当于本国高中学生程度的语言考试。唯独外国人来中国留学，不仅享受许多优惠政策，甚至只要会一些简单的中文句子就可以选择入读很多名校。我遇到一位拿着北大文凭的斯里兰卡留学生，其实他能说的中文就是平常的打招呼用语。他们这些人在自己的国家几乎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成绩，只是利用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才能顺利就读各所著名学校的硕士博士。”
女博士听后脸色立即一变说：“你怎么谈到政治问题了呢？我们不谈政治好吗？”
我说：“好，你的师兄是一位优秀的、学习刻苦的外国青年。祝愿他在中国用中文读博士的这几年，可以学会汉语日常会话。”
其实只要暂时放下个人之间的感情，通过网络查寻一下外籍学生就读中国高校的详细要求，就会知道中国高校对于外籍学生有多么爱护、照顾和宽容。
女博士未必不知道这些事实，只是如果承认有一些外籍“人渣”学生不仅和自已是博士同学，还能轻松地拿到名校的学历学位，内心如何能不尴尬呢？
为了自己的学历学位和母校招牌不贬值，必须要主动告诉外界：我的外籍师兄们，也是通过刻苦努力取得的学历学位！
2.某省社会科学院的一位青年学者，看到我批评山西太原慈航净苑住持印广和尚的文章中，谈到建国之后的“反右、大饥荒、知青下放”等等，在自己还不知道“印广是谁”的前提下，就直接断言我是看了一两本“伤痕文学”之后得出的结论，同时声明自己不愿意与只看过一两本“伤痕文学”就下结论的人交谈。
先不说我有没有看过一两本所谓的“伤痕文学”，仅仅就事论事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内陆续出版的记载和回忆建国之后“反右、大饥荒、知青下放”的著作与文章，没有一千本（篇）至少也有一百本（篇）吧？以历史研究为主的《炎黄春秋》杂志，作为某省级社科院的学者，不会没听说吧？
如果一位少年真正记事的年龄在10周岁左右，那么今天70岁以上的生活在农村的老人们，基本上都能记得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和饥饿感受。社科院的学者们，到农村聆听这些老人们的回忆，除了可能无法申请到课题研究经费，还有什么其它困难吗？
只是，如果这些健在的老人们的口述历史是真实的记忆、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真相，这些继续“高举某某思想理论”的学者们，又怎么继续面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呢？又如何面对已经出版或发表的著作和文章呢？
如果一定要在“真正无知”和“刻意无耻”之间作出选择，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博士生和学者们，很多人内心深处都知道如何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