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僧伽教育之演变
明慧（Wen-Ning He）
本文主要回顾中国汉传佛教历史上所出现过的、具有普遍代表性的佛教僧伽教育。通过对于这些曾经处于或者现在仍然处于主流地位的汉传佛教僧伽教育作出分析和总结，从而简单扼要地勾勒出不同历史时期佛教僧伽的教育方式与教学特点。
一、前言
佛教僧伽是三宝（佛陀、佛法、和合众团体）之一，是佛教存在于世界上、佛法在世间里流传的最重要标志，同时也是指导、教育人们学习佛法和修行实践的最重要团体！优秀的僧伽教育思想和教学内容，不仅有助于普通佛教出家僧众的学习成长和修行实践，更能直接促进佛教整体的健康发展与佛陀正法的住世弘扬。
佛法不离世间生活，佛弟子的教化对象自然首先就是生活在人间的芸芸众生。佛陀本人在其一生的教化活动中，更是时时提醒和鼓励出家僧众主动走向红尘世间，运用自己所学和竭尽自己所能，去解除人们的身心烦恼痛苦，启发和帮助人们看破、放下、从迷转悟和离苦得乐。是以佛教出家僧众在日常生活中，应当如何住持佛法并使佛法在世间延续不绝、如何弘扬佛法、如何与外界互动、如何让无量无边的众生皆能得到佛法的殊胜利益等等，都是佛教僧伽教育的重要内容。
因此，佛教僧伽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出德才兼备、学修俱佳的优秀出家人材，不仅能够住持佛法、传承佛法、让佛教正法久住世间，更有智慧、能力和善巧方便走向社会、走入不同人群之中去弘扬佛法、去应机说法、去教化四面八方的众生百姓！
是以，佛教僧伽教育的核心内容，就是鼓励和引导出家僧众在闻、思阶段用功学习、精进向道，以通晓佛法修学的次第和顺序，作为教学目标；以提供系统的科目课程、安排合理的学习进度，作为教学计划；以僧众的广学多闻、智慧增长、慈心生起、身心清净和信仰坚定，作为教育成就。
二、追隨智慧—佛陀時期的僧伽教育
释迦牟尼佛陀（以下简称佛陀）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在成佛之后的四十五年时间里，非常善巧地教化了来自社会上各个阶层的男女老少，成功地引导佛教出家弟子和在家信众逐渐认识人生真相、依次断除内心之中的无明烦恼，从而获得身心上的清净安乐与解脱自在。
（一）佛教僧团的最早出现
根据印度佛教历史，佛教僧团是从佛陀成佛以后、在鹿野苑为五位随从弟子初转法轮，度化峤陈如等五人先后证得阿罗汉果之时，正式出现于世间。
苦行者峤陈如，听闻佛陀说法之后：「从坐起顶礼佛足，白佛言:世尊，愿与我出家受具足戒。佛言：善来比丘受具足戒，于我善说法律能尽一切苦，净修梵行。峤陈如须发自堕，袈裟着身，钵盂在手，是为峤陈如已得出家受具足戒。」[1]
与峤陈如比丘出家受具足戒的顺序一样，其他四位苦行者也先后觉悟佛陀所说之法，因此也主动要求跟随佛陀出家成为比丘。这是印度佛教历史上记载的最早的、佛陀成佛以后亲自教授出家弟子们的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
当佛陀、佛法、僧伽（三宝）已经正式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之后，当佛教的出家僧团已经正式成立之后，佛陀为了使佛法能够更迅速、更广泛地流传在世间，从而能够利益更多的人们，他随即要求诸位阿罗汉比丘们：「汝等各各分部游行世间，多有贤善能受教诫者。」[3]
阿罗汉比丘们遵从佛陀的教导，走向四面八方去传播佛陀的教育内容。他们各自庄严的威仪、清净的言行和善巧的说法，使得当时印度社会上的许多人们对佛陀、佛法和僧伽（三宝）生起了坚定的信心，直接影响了一部分人们主动选择以出家修学佛法的方式来实践解脱道。
随着出家修学佛法的人数逐渐增多和佛教僧团规模的迅速扩大，佛陀出于令正法久住世间利益众生的考虑，逐渐制订了系列的教学要求来摄受众多的新来比丘僧众，其目的即为：「一者攝僧故；二者極攝僧故；三者令僧安樂故；四者折伏無羞人故；五者有慚愧人得安隱住故；六者不信者令得信故；七者已信者增益信故；八者於現法中得漏盡；九者未生諸漏令不生故；十者正法得久住故。」[4]
印顺法师在其著作中亦明确指出：「唯有和乐清净的僧团，才可能内证外化，令正法久住。」[5]
与此同时，佛陀允许和鼓励已经证得阿罗汉果的诸位比丘们，随顺各自的因缘收下弟子并亲自指导他们学习实践佛法。「听诸比丘有和尚。有和尚自然生心爱念弟子如儿，弟子自然生心敬重和尚如父，勤相教诫更相敬难，则能增广佛法使得久住。」[6]
从此以后，佛教出家僧团根据佛陀的要求，规定所有决心出家学习和实践佛法的人们，必须先礼请一位长老比丘做为自己的依止和尚，然后跟随自己的依止和尚系统地学习佛法理论、修行方法、以及僧团里面的各种集体生活规则大约五年时间。等到全部了解和熟悉佛教出家僧团日常生活中的各项要求，具备一定程度的佛法理论知识和修行实践之后，方可离开自己的依止和尚，单独外出游行四方，全身心地投入到修行实践生活和弘法利生事业之中。
因此，佛教的出家僧团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从事教育工作的宗教团体或社会上的民办（私立）教学机构；佛教出家僧众则是在这所学校里面教授不同专业学科的职业教师；学习佛法其实就是一个接受教育和实践教育的闻思修学过程。
（二）早期僧伽教育的特点
佛陀时代的出家僧众，即便是经过了五年时间跟随自己的依止和尚修学佛法告一段落之后，依然是过着游行乞食的生活方式，禅修实践仍然是自己的重要作业。每天早晨和中午用餐结束后，寻找一处安静的地方，或林间树下、或坟场墓地、或河流水边，专心思惟法义和用功实践禅修。学习或修行中遇到具体的不解问题，内心疑惑不决的时候，就直接前往佛陀住处、和尚阿奢黎住处或长老比丘的住处，请求给予答疑、解惑和针对性指导。
早期佛教经典中，可以看到有许多类似的经文段落，记载着出家僧众在日常生活中，跟随佛陀、跟随和尚阿奢黎的教导，学习思惟佛法理论、用功实践禅定修行的事例。
南传上座部佛教经藏《中部尼柯耶·圣求经》记载：「于此，众多比丘往尊者阿难之处，白阿难尊者曰：尊者阿难，我等已久未从世尊面前听闻世尊亲口说法！尊者阿难，我等若能于世尊之面前得闻世尊亲教，是为荣幸也！阿难曰：诸贤者应往婆罗门罗摩之庵，在那儿应有机会在世尊前，听闻世尊亲教。……尔时梵志罗摩家，众多比丘集坐说法。……世尊便入梵志罗摩家，……比丘集坐当行二事：一曰说法；二曰默然。」[7]
《中阿含·大因缘经》记载着多闻第一的阿难比丘，在一次禅修中遇到疑惑却无法解决，于是立即前往佛陀住处向佛陀请教：「尔时阿难闲居独处，宴坐思惟，心作是念：此缘起甚奇极，甚深明，亦甚深。然我观见至浅至浅。于是，尊者阿难则于哺时，从宴坐起，往诣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曰：世尊，我今闲居独处，宴坐思惟，心作是念：此缘起甚奇极，甚深明，亦甚深。然我观见至浅至浅。世尊告阿难：……阿难，于此缘起不知如真，不见如实，不见不达故。……尊者阿难及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8]
《中阿含·七车经》记载着智慧第一的舍梨子比丘在一次禅修之后，前往另一位比丘满慈子的住处，两人互相讨论法义的故事：「尊者舍梨子，则于哺时从宴坐起，往诣尊者满慈子处，共相问讯却坐，一面则问：……云何贤者，以戒净故？……以心净故，以见净故，以疑盖净故，以道非道知见净故，……如是二贤更相称说，更相赞善已，欢喜奉行。即从坐起，各还所止。」[9]
从上述经典中可以看出，佛陀时期的僧伽教育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1．佛为至尊、无上导师：佛陀的言教，就是佛法；佛陀的指导，就是修行；佛陀的观点，就是智慧。几乎所有的佛教界出家僧众，都是以佛陀作为自己的最高导师、最优秀教师和至高无上的大善知识。仰止唯佛陀！
2．长老比丘、代佛宣化：任何一位来到佛教界出家修学的行者、沙弥或新戒比丘，都要选择和礼请所在僧团里的至少一位长老比丘，作为直接指导自己修学的和尚教授师与依止阿奢黎。依净律仪，成妙和合，皈依贤圣僧！
3．亲近善士、听闻正法：自己经常主动前往佛陀住处、前往自己的和尚教授师与依止阿奢黎住处，恳请给予说法、教诫、答疑、解惑和修行指导。从师受教如来正法，辗转承受，清净传灯！
4．如理作意、法随法行：遵从佛陀、遵从自己和尚教授师与依止阿奢黎的教导，专心思维法义，努力修学禅观，以限期熄灭贪嗔痴慢为所念，以今生证得沙门四果为志向，以随缘弘化世间为辅行。修行证果、弘法利世、焰续佛灯明；统理大众，一切无碍，住持正法城！
三、教学并进---译场时期的僧伽教育
公元前2年（西汉末期汉哀帝元寿元年），起源于印度次大陆的佛教，终于在沿着丝绸之路走过西域诸国之后，正式传入中国。
以中原文明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农业生产劳动，重视家族子孙后代的繁衍传承、崇尚养老慎终的孝道思想。是以对于辞亲割爱离开家庭、剃除须发专心修行的佛教僧侣，不仅很难予以同情和理解，甚至视游行乞食的佛教僧侣为社会上的游民盲流之类，从而给予鄙视和嘲弄。
在这样的国情背景和社会环境里，佛教出家僧众依法依律来取得社会各界人士的四事供养是非常困难的。再者，中国北方冬季漫长严寒的气候，也根本不适合只着三衣一钵的佛教僧众游行乞食和树下住宿。
面对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来自中央集权政府的警惕、来自社会民间宗法制度的排斥，原先直接承袭自印度佛教出家僧伽的生活方式与修行方法，在受到巨大碰撞和冲击后，中原汉族地区的佛教出家僧众清醒地意识到：来自异域的佛教不能完全照搬应用于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
为了主动适应中华文化的大环境，汉地出家僧众逐渐完善了以定居一处为主要生活特点的佛教出家僧团，随之出现了几百人、几千人生活在一起学习修行佛法的僧伽，从而逐渐形成了汉传佛教特有的僧伽教育思想和教学内容。
（一）佛典翻译场所的出现
来自异域的佛教思想理论和佛教禅修实践，在中国大地上系统传播的首要条件，就是佛教的经、律、论三藏典籍必须能够翻译成中国人的母语---中文汉字！这是一个无须争议的事实。因此，佛教信仰传入中国，是与佛教的经、律、论三藏典籍，从梵文和西域诸国等文字翻译成汉文的译经工作同时同步开始的。
虽然佛教在公元前2年正式传入中国，但是直到东汉王朝的第十位皇帝汉桓帝刘志执政时期（公元132-167年），朝野上下仍然无法辨别来自印度和西域诸国的佛教信仰，与中国本土传统的民间信仰和道家黄老信仰有何不同。人们只是把佛教当作和中国本土传统的民间灵魂鬼神信仰相同的、或与道家黄老信仰相似的一种来自印度和西域诸国的地域性民间灵魂鬼神信仰来看待。这个时期（公元167年之前）不仅活跃在中国大地上的外籍佛教僧人数量明显不多，就是中国本土的汉地出家僧人的名字，在历史上亦鲜有记载。
汉桓帝刘志执政时期结束（公元167年之后），来自印度和西域诸国的以传播佛法为重要使命的佛教僧人们，开始陆续不断地涌入中土。他们的主要贡献就是翻译佛典和讲经授徒，不仅形成了以其个人为核心的佛教出家僧团，同时也成为弘扬佛法的重要力量，佛教三藏典籍的汉语翻译工作也出现了渐渐兴盛的气象。汉传佛教僧伽教育从这个时期开始，正式进入了教学并进的译场教育阶段。
以西晋时期最有成就的佛教翻译家竺法护（公元231-308年）为例，他所翻译的印度大乘佛教系的基本经典，在中国历史上对汉传佛教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晋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竺法护来到长安，当年就在长安城青门内的白马寺里，开始了他的佛典翻译工作。《高僧传·竺法护传》记载：「立寺于长安青门外，精勤行道，于是德化遐布，声盖四远，僧徒数千，咸所宗事。」[10]
当时的译场里，围绕在竺法护身边协助佛教典籍汉译工作的；竺法护本人直接面授释疑解惑的；来自中国各地学习佛法的僧众学生，有数千人之多！
从竺法护译场的历史资料记载里，可以想象出汉传佛教僧伽教育历史上译场教育时期，跟随某一位著名的佛教大师学习佛法理论的僧众，无异于现代教育制度下，在某一专科院校里面学习的学生！
中国佛教历史上有着“四大译师之首”声誉的鸠摩罗什（公元344-413年），无论是他翻译的佛教典籍的数量与质量，还是他在义学传播和僧伽教育方面所做出的杰出成就，在汉、魏、南北朝佛教时期里，都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超过于他！
当时的统治者姚兴，于后秦三年（公元401年）派遣军队讨伐后凉，迎请鸠摩罗什到达长安。鸠摩罗什随即在政府的支持下建立起一个佛教僧团，专心从事印度佛教龙树系列的大乘般若类经典、论著的汉语翻译工作。
鸠摩罗什亲自主持译场的消息传扬开后，来自四面八方的中国佛教界的义学僧众们，不远千里、长途跋涉来到座落在长安城的鸠摩罗什译场，参预译事、学习佛法、请教疑惑。从而使得这一译场，迅速成为当时从事佛教理论学习的重镇和第一流的佛学研究中心。
以鸠摩罗什为核心的长安译场里的佛教出家僧团，直接从他受学的弟子们多达三千余人，其中有被后人称誉为“八俊十哲”的道生、僧肁、僧壑、道融、道凭、昙影、慧严、慧观、道恒、道标这十位非常著名的优秀大弟子。其中，道生、僧肁、僧壑、道融四人，更被当时人们称誉为“关中四圣”。
鸠摩罗什住持的长安译场结束之后，中国佛教历史上陆续出现了昙无谶住持的《大般涅槃经》的译场、玄奘法师住持的大慈恩寺译场、真谛法师住持的制旨寺译场等。在这些著名的佛教译场里，以住持法师为核心，聚集着少则数十人、多则千余人的佛教出家僧侣和部分在家信众，大家按时参预译事、集体学习佛法、师友同学之间互相辩论法义等，从而迅速培养出一些非常优秀的义学僧人。
译场教育作为非常优秀的汉传佛教出家僧伽教育，走进宋代以后，随着佛典翻译工作逐渐进入尾声，教学并进的译场教育在圆满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同时，也逐渐走到了退出中国佛教历史舞台的时间。
中国佛教历史上，译场教育曾经拥有过自己的辉煌时期，但是由于缺乏可供持续发展的制度、资源和人材，最终也没有在汉传佛教僧伽教育历史上表现出有效的连续性和传承性。
（二）译场时期僧伽教育的特点
汉传佛教僧伽教育在译场教育时期，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1．众星拱月、事师如佛：译场教育以某一位著名的义学法师为核心，在其身边围绕和聚集一定数量上的参予译事、学习佛法与讨论义理的出家弟子和在家信众。学习期间，一切佛法理论上的困惑和修行知见上的抉择，均可参照或请教此义学法师的教导而得以修正与确定。
2．教学并进、互动启发：译场教育以印度佛教里面某一系列的经典与论著，或以某一部经典和某一部论著作为翻译对象。在翻译过程中，往往以此经或此论的思想义理为中心，师生之间或同学之间展开启发式教学和互动式讨论。这种教学方式可以促使一些优秀的义学僧人们，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地脱颖而出，成为可以教化一方的佛教界法门龙象。
3．昙花一现、难以为继：译场教育以某一位著名的义学法师为僧伽大众的依止和尚，如果这位法师健在，则此一译场的教育和教学工作，可以顺利地开展与进行下去。但是如果这位义学法师离开或去世，则此一译场里面的教育工作和教学计划，往往就会迅速地暗淡和凋零下来。即使在鼎盛时期曾经拥有过数量众多的僧众弟子，不久也会相继离散和流失四方。
印顺法师关于汉传佛教僧伽教育的部分思想和观点，或许可以从某个角度来理解中国佛教僧伽教育历史上的译场教育，为什么会在短暂的辉煌之后，迅速地衰落下去和最终走向解散：
「弘扬佛法，整兴佛教，决不能偏于法-义理的研究、心性的契证，」[13]
「修行是学佛上上第一等事！在佛教中，这也是第一要事。真正修行，能为僧伽典范，为众生所归向。」[14]
四、学修并重---丛林时期的僧伽教育
佛教从南北朝开始，逐渐受到皇帝、大臣和贵族们的欢迎与拥护。期间虽然经过几次短暂的废佛运动，但是一般来说都没有经过太长时间，就重新恢复到原来的正常状态。
（一）佛教丛林的出现
从西晋晚期开始，中国本土出家僧人数量逐渐增多，汉传佛教界陆续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大德高僧，并逐渐建立起由他们本人亲自领导下的佛教出家僧团。
隋朝统一全国后，颁布了新的国家政策，把佛教全部纳入官府制度里加以管制，从此汉传佛教界的出家僧众们，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自由地外出游行四方或前往异地去参访大德高僧，而是只能在每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居住在某一座寺院里学习佛法和修习禅定。
唐朝时期，汉传佛教寺院不仅可以拥有大量的田园土地，出家的僧人们还可以免除官府的各种徭役。这些特点迅速吸引了社会上的一些或意图谋利、或希望借此出家身份免除官府徭役的人们，来到佛教寺院里落发为僧。随着这样的出家人数日益增多，不仅造成了汉传佛教界僧伽内部，修道实践的信心日趋淡化与薄弱，出家僧众的文化水平也迅速地降落下来。
鉴于当时汉传佛教界里已经普遍出现的各种弊端，著名的百丈怀海禅师（公元749-814年）创立了一套适合中国佛教禅宗僧众们集体生活的规范，如《古清规序》中所说：「所宗非局大小乘，非异大小乘，当博约折中，设于制范务其宜也。于是创意别立禅居。」[18]
百丈禅师希望籍此规范，可以整顿出一个理想的、适合禅宗僧人们生活与修行的环境，并且能够将这种相对理想的生活与修行环境，一代一代地连续传承下去。
遵照百丈禅师所制订的丛林清规，汉传佛教界的出家僧众们在日常生活中，一面从事着各种农业劳动生产，做到衣食自给自足，从而不需要完全依靠来自外界的四事供养；一面听讲闻法、坐禅参究、大众熏修、精进用功办道。
《景德传灯录》上记载：「其阖院大众朝参夕聚，长老上堂升座，主事徒众雁立侧聆。宾主问踌激扬宗要者，示依法而住也。」[19]
《禅苑清规》上亦记载：「强调修行，……僧众应将功课完成，」[20]
汉传佛教僧伽教育历史上的丛林教育时期，住持是丛林之首，是佛教寺院的代表人物，也是全体僧众依止学习的总导师，肩负着教化僧众的责任和领导着全体僧众的修行。住持和尚的个人道德、知识才华、修证境界等，往往直接影响着一座丛林寺院的兴盛和衰败，因此必须是由有道德、有修行、能够教化僧伽大众的大德高僧才能担任丛林寺院里的住持和尚。
《禅苑清规·第七卷·尊宿住持》章记载：「代佛扬化，表异知事，故云传法。各处一方，续佛慧命，斯曰住持。初转法轮，命为出世。师承有据，乃号传灯。……宜运大心，演大法，蕰大德，与大行，廓大慈悲，作大佛事，成大利益。……整肃丛林规矩，抚循龙象高僧。朝哺不倦指南，便是人天眼目。」[22]
住持和尚在丛林寺院里的日常任务，就是每天朝夕上堂说法，为僧伽大众开示法义，教导僧伽大众依法而住。如果僧伽大众在法义上或修行中遇到疑惑与出现问题，亦可直接前往方丈室向住持和尚当面请教。
《禅林备用清规·第七卷·住持》一章中如是记载：「佛祖传持，延洪慧命，轨范三界，开示人天，明向上事，转大法轮。……入室、升堂、告香、普说、世出世间法如法说，行说俱到，名实相当。举古明今，师承有据，或单提直截，对接上根，或设化随机，诱劝中下，成就胜缘。」[23]
与此同时，汉传佛教界的丛林寺院里，还有担任其他各种职务的负责人员，在日常生活中全力协助住持和尚从事僧伽大众的教育工作。因此，仅仅从功能上而言，汉传佛教的丛林寺院其实就是一个出家僧众接受佛法教育的专科学院。
（二）丛林时期僧伽教育的特点
汉传佛教僧伽教育历史上的丛林教育时期，直接将“明心见性、大开圆解、成佛作祖、利乐有情”作为教育目标，并不只是传授和讲解经典书籍知识，而是更为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言行约束和僧格完成。
丛林教育又有“因材施教的启发教育、无情无理的棒喝教育、搬柴运水的生活教育、福慧双修的力行教育”等形容。究其实质，无非是希望通过丛林之中僧伽大众的集体修学生活，尽快地把一位刚刚结束社会生活方式、即将开始出家生涯的行者或沙弥，迅速地训练和教育成为一位标准的菩萨戒大比丘。
因此，汉传佛教僧伽教育在丛林教育时期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1．住持和尚、大众导师：丛林寺院里所有正式剃度的僧众，都是礼请住持和尚为师。来自社会各界发心出家修学佛法的初学者，也必须要先到丛林寺院里面做童行或做行者。生活学习一段时间之后，通过常住僧众的考察认可，方可给予正式剃度出家。剃度成为沙弥之后，依照规定，还要跟随和尚阿奢黎学习至少五年时间。「五夏依止。」[24]
平常日子里前来丛林寺院挂单参学的出家僧人、祈福问事的社会大众，也是一样地接受住持和尚的直接教导与当面开示。
2．宗门禅法、务期明心：丛林教育里的僧众，学习与修行的直接目的，就是争取早日亲证如来觉源、尽快完成明心见性，迅速了结个人生死大事。因此丛林寺院里每日都有固定的修学时间，僧众的主要功课就是坐禅、听法、请教和劳作。住持和尚等人会定时开示，指导和警策僧众的学习与修行。
这种大众共住，集体熏修，精进禅思参究的气氛，把丛林里面的僧人们凝聚在一起，从而培养出许多非常优秀的法门龙象之才。
印顺法师对此称赞说：「大众参究，互相警勉的力量，作为禅宗内在活力之来源。」[25]
3．活泼自信、不重经论：丛林教育里面的师生之间或同学之间，主要是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和诱导启发的方法，随时随处进行着教育与教学。而不像其它一些佛教宗派里的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不但要求拥有一定数量的三藏典籍作为学习教材，还必须要记忆理解大量的理论概念和术语名相。
甚至可以说，丛林教育是一种不需要特别重视和系统学习佛教三藏典籍的禅门教育，是一种严谨里透露着自信、刻苦中表现出活泼的、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进行着的优秀教育。
这种学修并重的丛林教育，实际上也有其致命的潜在危险：如果在一位真正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住持或禅师的带领下，则大众进行修学的力量不但是非常强大的，造就人材的速度也是非常迅速的。否则，如果既缺乏优秀的住持或禅师给予日常指导，自己又不努力学习佛教经典义理，而只是拾得前人几句公案或语录来盲修瞎练，那么不但自己学习佛法有害无益，一生虚度，甚至许多曾经出现过著名禅师与祖师的大丛林和大道场，也会迅速地衰落和衰败下去。
五、博学专攻---学院时期的僧伽教育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三月，晚清洋务运动的主将张之洞撰写了传诵一时并且影响深远的《劝学篇》，其中明确提出“庙产兴学”的主张：「大率每一县之寺观什取之七以改学堂，留什之三以处僧道；其改学堂之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计其田产所值，奏明朝庭旌奖僧道，不愿奖者，移奖其亲族以官职，如此则万学可一朝而起也。」[26]
光绪皇帝阅读和同意后，命令军机处颁发给各省官员予以推行，从此引发了近代中国汉传佛教历史上的第一次历经七年时间的“庙产兴学”狂潮。
（一）佛学院校奉诏出现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清政府重新颁发保护汉传佛教寺庙财产的上谕，才在某种程度上遏制和减弱了第一次“庙产兴学”狂潮对汉传佛教丛林寺院的直接冲击。与此同时，清政府下诏命令佛教徒“自动兴学、自护寺产”，于是全国各省遂奉命组织成立“僧教育会”。
从公元1914--1944这三十年时间里，江苏、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安徽、陕西、河北、四川等省份，先后开办了三十至四十余所从事佛教出家僧众教育的佛教大学和佛教学院。
例如：江苏省的文希法师，在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于扬州天宁寺设立了江苏佛教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僧学堂，入学的出家僧人有仁山、智光等20余人。随后不久，浙江省的寄禅法师、松风法师、华山法师等，也相继设立了佛教僧学堂，一时成为各省兴办佛教僧伽教育的领袖人物。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汉传佛教僧伽教育领域里办学效果相对成功、学生的成就和影响比较突出、在中国汉传佛教近现代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佛教院校是：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杨文会创办的祗洹精舍（金陵）、公元1922年欧阳竟无创立的支那内学院（南京）和公元1922年太虚大师创立的武昌佛学院（武汉）。
今天，中国大陆已经出现三十六所佛学院、中国台湾地区也建立了五所佛教大学。这些佛教院校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汉传佛教僧伽教育，不仅已经走出了传统佛教宗派寺院里的丛林教育时期，更代表着中国汉传佛教僧伽教育，已经正式走进现代化的学院教育时期。
（二）学院时期僧伽教育的特点
汉传佛教僧伽教育在学院时期，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1．突破传统、八宗并宏：首先在课程设置上，全面开设汉传佛教八个传统宗派的重要经典论著，直接突破了译场教育时期，只是重点培养一经一论一系的僧材；以及丛林教育时期，专注培养一宗一派的僧材等，这些因循传统、视野狭窄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内容。
2．重视世学、科目增多：佛法不离世间法，出家僧众如果缺乏世间法的基础功底，不仅其佛学理论和修行功夫很难达到教育目标，甚至不能顺利完成课程教学计划。因此现代佛学院在课程设置上，主动增加一些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和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并将现代社会普遍视为基础学科或工具学科的逻辑学、心理学、文献学、宗教学、科学史、法律、外语等，分别设置为必修课或选修课。
3．博学多闻、术业专攻：佛学院教育采用现代大专院校2-3年专科、4年本科、2-3年硕士研究生、3年博士研究生的普通学制。在知识结构上，已经开始重视本科段的通识教育和积极开展研究生阶段的专业教育。
4．面向世界、国际标准：佛学院教育已经把视野扩大到南传上座部巴利语系佛教、北传大乘梵藏语系佛教、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流传至今的地域性混合融合佛教。在从事学术研究的方法、选择学术研究的课题和遵守学术研究的规范等方面，逐渐开始重视与借鉴来自日本和欧美学术界的系列研究方法、研究标准和研究成果。
今天，对于许多接受过现代化的学院教育、已经取得博士学位并且从事着佛学研究的专业人员来说，能够阅读佛教的原典语文资料、能够从事第一流的课题研究、能够做出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为学院教育时期的基本要求！
六、结论
佛陀已经入灭，世界上只留下关于佛陀的历史文献记载和佛弟子心中的永恒怀念！
以世间文字书写和印刷成的浩瀚法宝，往往又因为名相繁琐、语句艰涩而难以理解和把握！
只有生活在世界上的优秀的佛教出家僧人，不仅是三宝之中的僧宝，在佛教中的地位等同于佛宝（佛陀）和法宝（佛法），甚至在很多时候，出家僧伽中修行证果的高僧大德们，对于世间正处于生死烦恼中的众生来说，要比佛陀（佛宝）和佛法（法宝）更为亲切和更加重要！
曾经在历史上造就众多高僧大德和法门龙象的汉传佛教僧伽教育，已经走过教学并进的译场时期和学修并重的丛林时期，现正走在博学专攻的学院时期的道路上。尽管汉传佛教的僧伽教育在过去，在现代，始终存在着各种尚未彻底解决的问题和束缚，但是无可否认，能够在成千上万的普通出家僧众中，发现、培养、训练和造就高僧大德的最有效途径，还是属于现代学院时期的佛教僧伽教育！
只要世间有优秀的僧伽教育，就一定会涌现出现优秀的佛教高僧！是以关注僧伽教育、重视僧伽教育、反思僧伽教育、改进和提升僧伽教育，这是当代佛教界所应齐心合力而为之的第一件根本大事！
[3]《大正藏》第22册《四分律·卷第三十二》，第788页下。
[6]《大正藏》第22册《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第十六》，第110页下。
[10]（晋）慧皎：《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册，第326页下。
[11]（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一四，《大正藏》第55册，第101页中。
[12]（唐）房玄龄等撰：《晋书》第10册，第117卷，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985页。
[13]释印顺：《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第九卷·教制教典与教学》第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14]释印顺：《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第九卷·教制教典与教学》第123-124页。
[15]释印顺：《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第六卷·佛在人间
》第219-22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16]（晋）慧皎：《高僧传》卷五，《大正藏》第50卷，第356页中。
[17]（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一五，《大正藏》第55卷，第109页下。
[18]《大正藏》第51册《景德传灯录卷六》第251页上。
[19]《大正藏》第51册《景德传灯录卷六》第251页上。
[22]《续藏经》第111册《禅苑清规卷七》第458页c。
[23]《续藏经》第112册《禅林备用清规卷七》第54页c--d。
[25]印顺：《教制教典与教学》第145页，台北：正闻出版社，197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