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泰国地处亚洲东南部，总面积约51.3万平方公里，人口約6800万（根据2015年度调查统计結果），不仅是东南亚诸国中最大的以南传上座部佛教立国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佛教徒占所在国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
公元1932年泰国正式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宪法承认和肯定宗教信仰自由。尽管没有选择佛教作为泰国的国教，但是却在宪法里明确规定“国王应是佛教的信奉者、宗教的拥护者。国家的继承人，必须为佛教徒。”因此佛教具有事实上的“准国教”的地位，受到了上自国王、皇室、各级政府官员，下至民间普通大众的普遍信仰和鼎力拥护。
今天遍布全国的３万多处佛教寺院、10万多座佛塔、32万出家僧众，以及几乎相当于所有南传上座部佛教国家里面信徒总数二分之一的佛教弟子，使泰国不仅拥有了“微笑国度”的美誉，更是直接得到了“黄袍佛国”的尊称。
在所有的影响泰国佛教的诸多种内因和外缘中，最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缘，就是历代泰国国王对于佛教的支持、保护和信仰！因为泰王在本国的实际权力和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国王！
当今世界上，诸如马来西亚国的苏丹、英国的女王、日本国的天皇，以及北欧国家丹麦、挪威等国的国王，大多只是所在国家的名义象征和荣誉尊称，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真正的行政权力和军事权力。但是纵观泰国历史，无论是古代的占提威翁女王，还是立国之后的四朝诸王，泰王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皇权和所掌握的军权，都是决定泰国佛教发展方向的最大外力和影响泰国佛教传播普及的最关键因素！
是以本文选取历代泰王执政期間对于泰国佛教的有力作为和重要影响进行观察，并就当代泰国佛教的中央僧伽制度和僧众佛学教育，提出自己的分析与观点。
公元前250年，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大帝，在历时九个月的第三次佛教结集完成后，决定派遣九组比丘僧团，分别前往周边国家传播佛教。
《善见律毗婆沙》（Samantapāsādikā，南齐永明7年、公元489年，僧伽跋陀罗译）第三卷記載了这件堪称佛法传播史上划时代的重大决定：
【于是帝須语诸长老：“汝等各持佛法至边地竖立。”……即遣大德未闻提，至罽宾犍陀罗国，……須那迦、郁多罗至金地国，摩哂陀、郁帝夜、参婆楼、跋陀至师子国，各竖立佛法。】
这九组传教僧团中的摩哂陀比丘（Mahamahinda)，就是孔雀王朝阿育王大帝的一位王子，后来依止目犍连子帝須长老(Moggaliputta Tissa)剃度出家；师子国(Lankadipa)即是今天的南亚岛国－斯里兰卡。而第八组传教僧团所到达的“金地国”(Suvannabhumi)，就是今天的泰国。
須那迦（Sona）和郁多罗（Uttara）两位长老率领的第八组比丘僧团，从印度出发，先经陆路来到缅甸，然后再沿着泰国西陲北碧府（Kanchanaburi）继续前行，最后到达金地国的都城，即今天泰国的佛统府(Nakhon Pathom)。
斯里兰卡《大史》（Mahāvaṃsa）详细記載了这九支队伍前往不同方向弘法的事迹；泰文版《庆祝二千五百年佛纪特刊》第十三页亦有详细的考证；广州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1984年出版的《泰国简史》中，也肯定“金地国”是泰国领土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个古王国。
当代诸多学术研究论著中，所提出的最有力的三个证据分别是：
1．在泰国佛统府地区，出土了用Kren字母拼写的古巴利文。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Kren字母要比巴利文字母，更为悠久和更加古老。
2．著名的佛统府大金塔建造于公元前三世纪。依据曼谷王朝拉玛六世時期的著作記載，此塔建于佛历256年，即公元前287年。这正是須那迦和郁多罗二位长老率领传教队伍来到金地展开弘法之后的时间。
３．在佛统府已经出土的石刻的法轮、伏鹿、佛座、古塔、佛足印等，和佛统府大金塔里所发现的各种佛教艺术品，据考古专家断定，皆是属于泰国早期的实物。这些法轮、伏鹿，以及使用摩揭陀文字记载的经文等，皆为印度佛教尚未出现任何材质的佛陀造像以前，佛教四众弟子们用以纪念佛陀的物品。
例如：“法轮”与“伏鹿”，象征着佛陀在鹿野苑为五位比丘宣说佛法，历史上称之为“初转法轮”；“佛座”象征着佛陀在菩提伽耶的菩提树下，圆满完成修行目标、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佛塔”象征着佛陀在拘尸那罗的娑罗双树之间，平静进入大般涅槃；“足印”象征着佛陀成佛以后，在世间不停地奔走跋涉教化众生。
所有这些物品，都是古印度的佛教信众们，曾经流行过的专门用来纪念佛陀的方式。因为在早期佛教中，人们认为不可直接塑造佛像来禮拜供奉，只可以选用自然界的某些物品作为象征，来表达自己内心之中对于佛陀的无尽怀念。
早期佛教中的这些纪念佛陀的方式，直至公元一世纪以后的印度贵霜王朝（Kushan Empire，公元30年--375年）统治時期，由于不断地受到波斯祭祀文化和希腊造像文化的影响，印度本土出现了犍陀罗艺术(Gandhara)，才逐渐被塑造佛像供奉礼拜的流行风气所完全取代。
当代泰国史学界，通常把素可泰王朝（公元1238-1438年）建立以前的历史，归于古代史的范畴，而将素可泰王朝以后的历史，列入近代史和现代史的领域。这样划分的理由，主要是因为在泰族人尚未正式建国之前，泰国境内曾经出现过许多小国家，其名称也各不相同。在这些或长寿或短命的诸多小王国中，占提威翁女王（公元623--715年）是影响泰国佛教传播与发展的一位重要的泰王。
占提威翁女王（Queen Camadevi）原来是一位皇家公主。公元659年，她被臣民们在南奔府(Lamphun)推举拥戴为哈利奔猜王朝（Hariphunchai
Kingdom）的第一位国王--占提威翁女王，执政29载（公元659—688年）,享年92岁。
哈利奔猜王朝在历史上又被称为“女王国”或“八百媳妇国”，历经中国唐朝（公元618—907年）、五代十国（公元907—960年）、北宋（公元960—1127年）和南宋（公元1127—1279年），共出现45位国王。直到公元1292年，才被兰那王朝（Kingdom of Lan Na）国王孟莱(King Mangrai)所吞并。
根据樊绰书記載：南诏国（中国唐代时期的南方小国，宋朝时改称为“大理国”）曾经派出二万军队攻打女王国，但是没有成功，反被女王国军队所击败。
占提威翁女王终其一生笃信佛教，并在日常生活中奉行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每月准时斋戒礼佛祈福。她在位期間对佛教的最大贡献，就是礼请五百位上座部僧众长期驻锡于国内各地弘扬佛法，从而奠定了上座部佛法在朝野之间的深厚根基。
今天泰国南奔府的拍空累西佛寺，即是女王为来自斯里兰卡的佛教僧人所建造。在此同一时期兴建的佛教寺院，还有古拉目佛寺、玛哈旺佛寺等多座。
根据泰国史学界的共识，泰国近现代史的起点，以公元1238年素可泰王朝的建立为最初开始，先后经历了大城王朝（公元1351-1767年）、吞武里王朝（公元1768-1782年）和曼谷王朝（公元1782年拉玛一世建立，延续至今，现任泰王拉玛十世）四个时期。
（一）素可泰王朝（公元1238-1438年）
公元1238年，泰民族在湄南河流域正式建立素可泰王朝（时为中国南宋時期），立国同时即皈依于南传上座部佛教。
素可泰王朝的第三位国王兰甘亨（公元1277-1317年在位）执政期间大力推广上座部佛教，他本人曾经亲自到纳空西（Nakhonsi Thammarat）恭迎佛像安放在都城，并派遣专人前往锡兰迎请上座部高僧长期驻锡在都城里向臣民传授佛法，奠定了泰国佛教的深厚根基。与此同时，他也大兴土木建造寺院，著名的石路寺，就是国王奉献给佛教高僧玛哈贴拉的驻锡之地。
今天所发现的最早的泰语史料是“兰甘亨王碑文”，詳細記載了国王兰甘亨于公元1292年从马来半岛的里格尔迎请学德兼备的高僧进驻，以及当时佛教盛行的状况：
【素可泰人，常布施，常持戒，常供养；素可泰王坤蓝甘亨，及一切大臣、人民、不论男女，都信仰佛教。安居期间每人持戒；出安居后一月中，举行功德衣供养。】
值得一提的是，泰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僧爵，就是自泰王蓝甘亨时代开始，由国王加封给佛教高僧们的尊称。根据泰国古文记载，蓝甘亨王于公元1292年从锡兰迎请巴利文三藏，以上座部佛教作为国教，礼请来自洛坤府的上座部佛教高僧担任素可泰王朝的至尊僧王。
素可泰王朝的第五位国王立泰王（公元1354-1376年在位）不仅是一位贤明的政治家，更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和虔诚的佛教徒。他生性仁慈，厌恶战争，特别热心弘扬佛教，并在全国各地兴建佛寺和佛塔，铸造佛像，劝导和鼓励僧人研究经论。
立泰王本人亲自撰写了著名的泰文古典文学名著、至今仍被誉为泰人创作的第一部佛教书籍《三界论》(Tribhumi-Katha)。此书先后引用了三十多部巴利文经、论、注释书和其他典籍，详细论述众生因为造作种种善恶诸业，由此感召天上、人间和三途之中的各种苦乐果报，从而在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之内轮回不息的事实真相。
立泰王对于佛教的最大影响，就是在公元1362年，恭请斯里兰卡僧人作为自己的传戒和尚，在芒果林寺（Ambavanarama）短期出家，度过了一段出世修行的僧人生活。由于他是泰国历史上的第一位以现任国王身份，自愿短期出家修行的著名人物，因此对于泰国人民起到了巨大的倡导和示范作用，在有意无意之间开创了泰国男子一生中，必须短期出家修行一段时间，以接受佛法教育的先河。
今天泰国的青少年男子，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在尚未成家之前、或学校放假期间，前往寺院里面出家修行，并将短期出家修行的经历，视为自己心灵的重要成长期。没有出家修行经历的男子，多会被称为“空迭普”，意思是“没有成熟的人”，走向社会之后，也很难获得长辈们的重视和认可。
(二) 大城王朝（公元1351-1767年）
公元1351年，大城王朝在大城府（Ayutthaya）建立，创造了连续四百一十六年的兴盛国运，不仅奠定了现代泰国的立国规模，更使佛教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期間，泰国佛教的教义教理体系和僧团组织制度，都有相当完善的发展。
公元1367年，哥那王(Kuena,公元1355-1385执政)即位后，为了弘扬佛教，派出僧人礼请斯里兰卡论师乌都盘摩诃沙瓦弥(Udumbanmahasvami)至清迈（Chiang Mai）成立兰卡系僧团。
公元1369年，哥那王又派使者至素可泰城，礼请乌都盘的弟子、泰僧苏摩那(Venerable Sumana)至清迈，协助建立斯里兰卡僧团。随后，泰王捐献出自己在清迈的花园作为佛教寺院，这就是现在著名的花园寺(Wat Suandok)。从此，斯里兰卡系的上座部佛教僧团，在泰国清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大城王朝的波洛玛王(Boroma Trailokanatha，公元1448-1488年执政)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曾撰写过著作《大本生辞》(Mahajati)，叙述菩萨在过去世中广行布施波罗密的故事。今天，此书已被泰国教育部选为中学教科书。
波洛玛王不仅在大城和彭世洛等地修建多座佛寺，还把他以前的王宫改为最胜遍知寺(Wat Srisarvajna)，成为当时大城王朝最重要和最富丽的佛寺。
波洛玛王还曾依照泰国风俗，在朱拉摩尼寺短期出家八个月。缅甸及老挝国王，均遣使者前来祝贺，清迈国王也派出使者及十二位僧人前来观礼。当时随同国王短期出家的共有二千多人，成为佛教界的一件特大盛事。
波洛玛王对于佛教最有意义的影响，是在公元1477年，从全国各地礼请一百多位高僧，由法授(Dhammadinna)长老领导，历时一年时间举行了上座部佛教三藏结集会议。这是泰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三藏结集，极大地推动和普及了佛教的弘扬。从此研究佛法的风气逐渐盛行，佛教高僧学者层出不穷，并且全部都能使用巴利文撰写著作和注释经论。如智称(Nanakitti)著《阿毗达磨述记》(Abhidhamma yojana)、《根本迦旃延(文法)述记》(Mlakaccayanayojana)、《戒律述记》(Vinayayojana)；妙吉祥(Sirimangala)著《吉祥灯论》(Mangalattha kipani)、《毗输安多罗本生灯论》(Vessan-tara jataka dipani)、《铁围山灯论》 (Cakkava ladipani)、《法数疏》(Sankhyapakasak tika)；宝智著《胜者时鬘论》(Jinakala malini)等。
大城王朝波隆科斯王(公元1733-1758执政)统治期间，泰国上座部佛教非常兴盛，佛寺的数量和规模，已经远远超过早期南传佛教的中心--锡兰。而此时的斯里兰卡，由于国家长期动乱，从而导致佛教衰微、僧团戒法已经失传。
公元1750年，斯里兰卡国王吉祥狮子遣使者抵达泰国大城，礼请泰国僧团前往斯里兰卡传授比丘戒法。于是泰王命令组成一支比丘僧团，以长老优波离为首，前往斯里兰卡为当地僧人传授比丘戒律，复兴斯里兰卡的僧伽法脉。
此泰国僧团在斯里兰卡的传戒工作，进展顺利和发展迅速，逐渐成为斯里兰卡佛教界僧人最多的一个宗派，至今影响不衰。因其由泰国传入，遂被称之为“暹罗宗”(Syamavamsa)。
（三）吞武里王朝(公元1768-1782年)
公元1768年郑信创立的吞武里王朝，虽然只是如昙花一现般存在了短短的十四年，但是却成为泰国历史上国力最强盛的王朝。
泰王郑信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曾经在佛教寺院里接受过长期的佛法教育。他年方七岁时，就来到考萨瓦寺(Wat Kosavat)师从高僧通迪(Tongdi)读书。十三岁时，又依照泰国传统风俗进入萨维哈若寺(Wat Samvihara)出家为沙弥，专心攻读佛学和巴利文。几年后还俗，出任波隆科斯王的皇宫侍卫官，并努力学习华文、印度文、缅文、越文等语言文字。二十一岁时，郑信再次进入考萨瓦寺出家成为佛教比丘，跟随高僧研究佛学和巴利文三藏经典。三年后，郑信舍戒还俗，又回到皇宫出任原职。
郑信正式称帝和定都吞武里后，随即命令修复和扩充黎明寺(Wat Arun)作为皇家佛寺，并要求大城王朝陷落时，流落各处躲避战争的僧人，尽快回到各自所属的原来寺院，接受国家给予的各种协助，从而安心修学和推行日常教化工作。与此同时，郑信礼请多位德学兼优的高僧来到吞武里王朝首都驻锡，并为他们册封僧爵、分配职务，以及全力支持佛教高僧们开展各种弘法事务。泰王郑信还协助佛教界广泛搜集在战争中散失的三藏经典和各种书籍，如发现有缺失不全的，就派专人从周边国家抄写补全，然后分发给全国各处著名寺院收藏。
郑信执政期間，对泰国佛教界所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鼓励优秀的僧人专心从事义学研究和禅修实践，同时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清除和淘汰出一批沾染不良习气的出家僧众，从而维护了泰国佛教僧团的清净声誉和优良传承！
（四）曼谷皇朝（公元1782年—至今）
曼谷王朝的开国皇帝拉玛一世（公元1782-1809年在位），年青时曾出家为僧多年，由于邻近郑信出家后的所住寺院，两人因此相识并成为好友。
拉玛一世建国后，首先下令建造曼谷玉佛寺、菩提寺等十三座寺院。同时要求全国上下大力搜集佛经和編集藏经，然后分发给各地寺院学习讲授。在1782年至1801年中，他先后发布十次命令，强调国王有护持僧团的责任。并在执政期间，多次运用国王的至高无上权力，保护、促进和改革泰国传统佛教僧团。
拉玛一世对泰国佛教的最大影响，就是在曼谷设立了宗教事务部，从而把全国佛教僧团的活动，都置于中央政府的监督和管辖之下。被后人誉为“泰国诗圣”的曼谷王朝的第一位僧王，就是拉玛一世的第二十八位王子－贡摩颂德拍波。
拉玛二世（公元1809-1824年在位）年青时曾在佛寺中出家为比丘多年，接受过系统和完整的巴利语佛教教育，并撰写著作多部。当时泰国佛教界的巴利文教学与考试，共分为三个级别：
1．任何比丘或沙弥，能够翻译经藏者，定为初级；
2．能够翻译律藏者，定为中级；
3．能够翻译论藏者，定为高级。
拉玛二世即位后，经过多年思考，认为这种考试制度并不能使一位佛教比丘的佛法理论和造诣趋向精深，于是礼请全国多位著名高僧集体讨论。在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后，正式颁布命令，为泰国所有的比丘和沙弥制定了巴利语资格的三个阶段、九个级别的考试标准，并一直沿用到现在。
今天泰国境内的任何一位佛教比丘或沙弥，只要通过巴利语资格考试的第九级（最高级），就可以获得泰王亲自颁发的最高荣誉——长柄团扇一把。
拉玛三世（公元1824-1851年在位）执政期间，谕令全国佛教界的著名高僧和学者，将巴利文三藏转译为泰国文字(未全部译完)。并下令各地修建多所佛寺，其中的一座菩提寺，多年之后成为泰国第一所佛教大学的校址。
拉玛三世执政时期，泰国佛教界出现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金刚智比丘（Vajiranana，泰王弟摩诃蒙固）为了改革佛教，于1829年正式创立了以严格持戒著称的“法宗派”(Dhammayutika nikaya)，而原有的多数僧团，就被统称为“大宗派”(Mahanikaya)。从此泰国上座部佛教僧团被人为地分成了两个大派别，并一直流传至今天。
值得注意地是，法宗派中，泰国皇室王族子弟出家者非常多，颇类似佛陀时代的释迦族诸王子出家众，如尊者阿难、尊者阿耨律陀和提婆达多等，因此在泰国上层社会中的影响力非常大。
拉玛四世（公元1851-1868年在位）登基就任泰王之前曾出家二十七年，修学佛法、深入三藏及各种注释，精通巴利语、梵语、英语和佛教义学，曾用巴利语撰写了深受泰国、斯里兰卡两国佛教界各派僧人赞誉推崇的《结界论》和《戒坛决择论》。
拉玛四世对泰国佛教的最大影响是：致力于改革泰国佛教和排除其中的有关民间迷信的内容，强调培养优秀僧材的重要性，创立了以严格持戒闻名的泰国佛教法宗派，劝令僧人严格遵守戒律，并制订多种管理佛教僧团的规约。
拉玛四世根据自己对佛法的长期研究，为了纪念佛陀住世时1250位阿罗汉弟子于王舍城精舍集会，听闻佛陀重要的教诫，决定在每年的泰历三月十五日举行“敬法节”(Magha Puja)，届时全国人民停下手中的工作，前往当地寺院礼拜、供养和听闻佛法。
拉玛四世对于自己亲自创立的法宗派尤为热心护持，在曼谷及其他重要城市兴建多所佛寺供养法宗派僧团，著名的如目旺尼域寺(法宗派总部)、皇冕寺、叻帕提寺和巴通温寺等。公元1853年又下令重新翻修了著名的佛统大金塔，这是泰国年代最为古老的佛塔，也是印度佛教传入泰国的历史性标志。经过连续17年的重修，竣工后的佛统大金塔高达120米，巍然矗立在泰国中部佛统城址。站在几里之外的地方便可以看见大金塔的塔尖，听到塔上风铃传送出的清脆声音。
拉玛五世（公元1868-1910年在位）终生崇信佛教，曾亲临印度朝礼佛陀誕生、成道、说法、入灭等各处圣地。1890年，下令在曼谷大舍利寺内成立大宗派高级巴利语研究中心“大舍利寺学院”(Mahadhatu Rajavidyalaya)。1893年再次下令在目旺尼域寺内成立法宗派高级佛学研究中心：“皇冕学院”(Mahamakut Rajavidyalaya)。皇冕学院于建立后的第二年创办《法眼》杂志，并连续出版到今天，成为泰国佛教界历史最悠久的著名刊物。
拉玛五世对泰国佛教的最大影响是：1888年委托在目旺尼域寺出家的王弟，参考斯里兰卡及缅甸的巴利文写本，用了五年时间领导编修了巴利语三藏经、律、论三十九册。泰王下令印刷一千部，赐赠亚洲、欧美许多国家的研究机构和图书馆收藏。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印刷最完整的纸装本巴利三藏。
拉玛六世（公元1910-1925年在位）亲自撰写了二本佛教书籍：《什么是佛陀的正觉》和《向童子军说法》，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学习佛陀教法的运动，为进入二十世纪的泰国人民，燃起了重视传统道德和佛法智慧的心灵之灯。
拉玛七世（公元1925-1935年在位）首创佛教学者奖学金制度，并礼请僧王室利薄他那(Jinavara Sirivatthana)带领多位长老，再次修订五世王时代的巴利文三藏，使之与各种注释渐趋齐全和更臻准确。然后号召全国人民出资助印，于1930年出版巴利三藏四十五卷，刊印成《暹罗大藏经》1500部。这是现代泰国最完整和最准确的巴利三藏。
拉玛八世（公元1935-1946年在位）在位期间对泰国佛教主要做出了二件大事：
１．仿照政府组织，以僧王为佛教界的最高领袖，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府、市、县、郡僧官制度，并正式设立了僧伽部长、僧伽议会和僧伽法庭。
２．1940年，礼请僧王帝须提婆(Tissadeva)为首，召請三十位精通巴利语的泰籍高僧，成立了“巴利文三藏全译泰文委员会”和“译藏基金会”。用了11年时间把全部巴利文三藏翻译成80册泰文三藏（律藏13册、经藏42册、论藏25册），以此纪念佛陀住世80周年。翻译工作结束后，泰王下令印刷出版了2500部《泰国大藏经》来迎接佛纪2500周年(公元1957年)纪念大典。
值得称赞的是当时的泰国总理披汶·颂堪，不仅从政府财政里贊助了泰币三百万(约十万美元)，并亲自拟定了“效忠民族規約”。他在規約中阐明了每一个泰国人都必须奉行的四条原则，其中的第二条就是“尊敬佛教胜于自己的生命。”
拉玛九世（公元1946--2016年）在位期间亲身参予的佛教大事有如下几件：
１．为了发展佛教僧伽高等教育，1946年由皇家和政府提供资助，正式成立了隶属法宗派的玛哈蒙固佛教大学（又名：皇冕佛教大学，Mahamakuta University）；1947年又成立了隶属大宗派的朱拉隆功佛教大学（又名:摩诃朱拉隆功大学，Mahaculalongkorn University）。
２．1951年在首都曼谷郊区兴建了一所拥有四百多张病床的现代化僧伽医院，专为治疗患病的比丘和沙弥。治疗期间全部医药、住宿和饮食等费用，都由政府财政支付。
３．1956年10月22日，泰王遵照佛教传统，礼请僧王金刚智比丘为传戒和尚，在曼谷玉佛寺举行出家仪式。在法宗派目旺尼域寺做比丘十五天后，依律制舍戒还俗。
４．1957年5月18日（泰国佛历2500年）在曼谷王宫广场，连续举行七日七夜的法会，高僧们每日轮流诵经讲法，2500位男子集体出家成为佛教比丘，以此纪念佛陀涅槃2500周年。泰王邀请各佛教国家派代表参加，并下令大赦全国囚犯、全国放假及禁屠宰三天、并发行纪念邮票等。
5．1962年颁布了新僧伽法令，泰王从全国著名的大长老中选出一位担任僧伽领袖－僧王。大长老会议代替了僧伽内阁，只对僧王起咨询作用。在各地方僧伽组织中，任命一名督察，负责监督僧伽的宗教活动。泰国国家宗教厅长担任大长老会议的秘书长，政府教育部辅助僧王的命令。同时实行对僧伽进行财政补贴，按委任僧职的级别分别领取政府薪金等。
6．1964年政府推出“传法使计划”。传法使的任务，是向村民讲解佛法、奉行五戒、常行布施、热爱佛教、对国家和国王效忠，进行精神与道德的净化。具体执行如下：
1．选拔对国家和佛教忠诚及解行优秀的僧人，特别是两所佛教大学的毕业学僧中具有方言能力者，派往各府、市、县、乡村宣扬佛法。
2．组成多个僧人小组，分赴全国各地区工作。1964年有175名，次年有802名，最多时达2000名。
7．1994年泰王派专机恭迎中国陕西法门寺珍藏的佛指舍利，前往佛统府短期安放，并鼓励全国人民前来供养礼拜。这也是当年泰国佛教史上的一件特大盛事。
泰国佛教的僧伽制度，最早在素可泰王朝时期正式成立，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当时的僧伽组织，由国王礼请一位德学具足、精通三藏的长老比丘担任僧王，同时册封全国各府、县、郡的地方僧官，从而形成了最早的泰国僧伽制度。
大城王朝时代，在沿袭素可泰王朝旧制的基础上，对宏扬佛法有功的僧人和具足德学的比丘，分别册封九个不同级别的僧伽爵位：僧王、副僧王、公、侯、伯、子、男、一级师尊和二级师尊，并依授封的僧爵阶位高低，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给予不同标准的四事供养。
曼谷王朝成立后，仿照政府的组织结构，为泰国佛教界制订了僧伽宪章和僧伽法律（全称为“佛历2505年僧伽法”），并依法设立僧伽内阁、僧伽议会和僧伽法庭，从而发展成为今天泰国佛教的僧伽制度。
这种僧伽制度的特点是把全国僧人分成21个级别：
第一级是僧王；
第二级是至尊长老；
第三到第七级是僧团长老；
第八级是大法师；
第九到第十八级是通过巴利文資格考试，获颁荣誉僧扇的法师；
第十九到第二十一级是主持各种典礼仪式、为佛教信众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各种场合念经祈福的普通僧人。
这种僧伽制度的结构是：
（一）国王尊封一位僧王，作为全国佛教界的最高领导者和终身制的僧伽领袖。僧王同时兼任全国僧伽最高机构“大长老会”(Mahathera Samagama)主席。
（二）大长老会共有十三名委员组成（一位僧王、四位副僧王和八位大长老），下设六个直属机构，对全国佛教界的行政、教育、宣传、福利、戒律、规章等行使决议权。
１.僧伽议会：由四十五位僧伽委员组成。
2. 僧伽法庭：分初审、上诉审和最高审三级。
3. 大教区僧伽会：把全国佛教界分为五大教区（下辖二十二个管区），各大教区选出一位僧长，成立大教区僧伽会，领导全国各地府、县、郡、乡镇和佛寺的僧伽机构。颇类似我国建国初期的东北局、西北局、华南局、西南局、华东局、华中局。
4. 巴利文教学总管处：组织全国范围内的巴利文教学、考试和颁发证书。
5. 佛学教学总管处：制定全国佛学教育大纲。
6. 佛教使节局：派遣僧人到其它国家弘法传教。
与此同时，泰国政府还在国家教育部内正式成立宗教厅，设宗教厅厅长一名，同时兼任大长老会秘书长。厅长下辖一个秘书处、六个宗教科。
泰王和泰国政府的所有涉及佛教界的命令与计划，只要取得僧王本人和其领导下的直属机构负责人的同意与支持，就可以谕令全国遵行。在具体操作上，泰国僧王通过僧伽议会行使立法权；通过大长老会行使行政权；通过僧伽法庭行使司法权，从而把全国各地的佛教团体积极地联系起来和完整地组织起来。因此，在泰王的巨大影响下成立和完善的全国中央僧伽制度，是从事泰国佛教研究时，必须予以充分注意的关键之处。
现代教育制度里面的学校尚未普遍建立以前，泰国人民的文化教育场所大多都是设立在遍布城乡的各处佛教寺院里，师资人选自然也是以佛教的出家僧众为主。即使是泰王设立的皇家私塾，也是由佛教比丘担任多数课程的师资。
西方现代教育制度在泰国正式出现以后，由于国家宗教厅一直隶属于国家教育部，因此佛教的僧伽教育，名正言顺地成为国民教育系列里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著名的皇冕佛教大学（Mahamakuta
University）和朱拉隆功佛教大学（Mahaculalongkorn
University）都被归入国立大学的范畴，每年都有来自泰国皇室和政府财政的教育经费，用来为佛教界培养高层次的现代僧材。
今天泰国的佛学教育理念、僧伽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内容和教学研究方式，已经出现了二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1.继承泰国佛教一千多年来的各种优良传统、强调用适当的佛学理论指导自己完成禅修实践与解脱生死轮回的方向。
2.近百年来所形成的、不仅注重传统的巴利三藏学习，更要充分借鉴欧洲、北美、日本等国佛教学者们的学术研究成就，以博学、多闻、思辨、演讲、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为僧伽教育重心的方向。
造成泰国佛教界在僧伽教育领域选择第二种方向的主要外力，就是直接来自于某些泰王的个人理念和王室人物的影响，其代表人物就是泰王拉玛四世和瓦契拉央王子。
（一）泰王拉玛四世
拉玛四世登基前，曾经剃度出家成为佛教比丘(公元1824-1851年)并在佛教界学习、生活长达二十七年。
公元1851年，他还俗就任泰王后，亲自建立了泰国佛教中著名的严持戒律的新教派－法宗派。拉玛四世以泰王的最高权威，大力扶持法宗派佛教在全国迅速发展。主要分布在各大城市皇家寺院的法宗派，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泰国佛教的典范，在泰国人群之中奠定了绝对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
在此法宗派新僧团里，拉玛四世不仅极力强调巴利文学习和精通戒律的重要性，并且直接改变了若干种传统寺院中的修行方式。比如：引进了遮覆双肩的僧袍穿着方式、新剃度出家仪式、新巴利语发音规则、新日常课诵内容和新佛教节日等等，这些大多都是泰国传统佛教界里所没有的。
拉玛四世还多次要求佛教出家僧众，虚心向法国和美国的传教士们学习西方世界的语言、数学、天文和科学，并鼓励佛教僧众出版佛教书籍、发行佛教报纸、运用理性的方式与基督徒们进行公开的和定期的辩论。
在这些新颖的改革事物和思想观念中，对泰国佛教僧伽教育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就是拉玛四世坚定地认为佛教中的禅定修学，是神秘的、是因人而异的，于是极力主张：出家僧众研习巴利三藏与注释书籍，相比传统佛教僧众的专心修习禅定，要更为迫切和更加重要。这一理念，等于是直接把泰国传统的僧伽教育导向了学术研究的道路。
事实上，泰王拉玛四世对于泰国僧伽教育走向西方标准下的现代化学术研究道路，起到了自从佛教传入泰国以后，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
（二）瓦契拉央王子
瓦契拉央王子(Wachirayan)是泰王拉玛四世之子，剃度出家后，成为一位非常著名的精通巴利三藏的高僧，同时也是曼谷布翁尼维寺(Wat Bowonniwet)的住持。
他认为以学术研究和严持戒律为主要特点的法宗派，远比遵奉其它常规与习俗的佛教派系，要更为优秀和更加圣洁。因此他以自己个人对于巴利三藏和注释书籍的解读为基础，建立了一个权威的僧伽教育系统，并在历代泰皇与王室权贵的提倡和护持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到今天。
这套僧伽教育的主要特点是：
１．遵奉瓦契拉央所印行的佛教经典为权威法典。
２．引入西方教育系统中的考试规则和学位授予制度。
３．建立优秀僧人和模范比丘的评审标准，如严守戒律、精通瓦契拉央法典、以曼谷标准泰语进行教学、履行国家行政责任、遵守以曼谷习俗为基准的神圣节日与宗教仪式等。
从这些皇权钦定下的佛教规范和评审标准里，可以明显看出传统佛教所重视的禅修实践，已经让位于戒律的持守和学术上的造诣。
今天泰国佛教界许多比丘、沙弥和部分社会人士，已经把进入皇冕佛教大学、朱拉隆功佛教大学读书深造和取得学历学位，当作自己人生发展计划里的一个阶段性目标。暂且不论这种理想与追求，对于自己心灵深处的各种烦恼的熄灭和精神世界的提升是否会有真正的帮助，仅仅是这种认同和接受现代僧伽教育的潮流与趋向，就已经对泰国佛教界的禅修传统，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和冲击。
泰国佛教，在历朝泰王的全力支持下，建立了以僧王为首的、自上而下的全国中央僧伽制度，这与中国东晋时期，道安法师（公元312—385年）的名言“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遥相呼应，并无任何本质上的差别。
泰王拉玛四世开辟的佛教学术化研究方向，王子瓦契拉央奠定的现代僧伽教育体系，经过皇家倾力支持的两所佛教大学近百年的教学实践，已经成为当代泰国佛教界培养僧材的主流模式。
即使泰国佛教界已经有多位著名的禅修大师指出现代的僧伽教育，其实是以牺牲禅修实践，来推广经典的研习和世间学问的教授，甚至发出了“学位只是世间学术的一项制度，与佛法的修持无关！”这样震聋发聩的狮子吼，但是也不能阻挡住人们对于接受主流佛学教育的向往。
减少了佛教传统禅定的修学，甚至削弱和摒弃了禅定实践的泰国现代学术化佛教，即使僧伽教育系统培养出大批的具有正规学术资格的博学比丘，来从事学术研究、著书立说、以及回应日益西化的所谓“知识分子”的问难，但终究是与佛法的修持和解脱，没有太大关系。
如何在训练出家比丘们提升学术研究能力、获得在国际上可以被接受的学术资格的同时，又能加深对于佛法的净信和内心世界的提升，至今始终都是一个迫切的、有待探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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